2009年2月17日 星期二

李金銓 :寫在時代的邊上,寫在時代的中心

——陸鏗回憶與懺悔錄

李金銓


一、

錢鍾書先生寫過一本很有意思的小書,《寫在人生邊上》,冷眼看透人間世情,出筆辛辣而幽默。《陸鏗回憶與懺悔錄》(下稱「陸著」),厚達六百多頁,橫跨五 十餘載,豐富的感情和熱力躍然紙上,讀者很難不感受到作者的震撼,這本書算是寫在時代的邊上吧。正如卜少夫先生說的,新聞記者一生記事是歷史長河中必不可 少的浮沉泡沫,是歷史的一部分,「也反映了時代,是那個時代不可缺少的見證」(頁623)。

形容陸著是歷史「浮沉的泡沫」,尤其是出自陸鏗的兄弟卜少夫之口,原也沒有甚麼不敬。逝者皆如斯,擾攘眾生有多少人能夠留下一片雪泥鴻爪?何況陸鏗這五十 多年來不斷捕捉新聞,製造新聞,而且更不斷捲入國共鬥爭最高層的風暴,其人其事當然傳奇。他的回憶錄不但寫在時代的邊上,有時候更是寫在時代的中心點上。

司馬文武說得對,國共鬥爭聯手夾殺了獨立自由記者的生存空間(頁6)。展讀《陸鏗回憶與懺悔錄》、《柏楊回憶錄》、《未帶地圖的旅人——蕭乾回憶錄》和 《劉賓雁回憶錄》,我們欲哭無淚,簡直從紙背裡嗅到專制政權劊子手的腐朽惡臭。統治者蹂躪人權,壓制新聞自由,血跡斑斑,後代人也許可以宗教情懷寬恕其愚 妄,但絕 對不能輕易忘記歷史的教訓。他們四個人記錄的遭遇異中有同:左右專制政權磨滅自由心靈,愚弄人民,個人在時代潮流的衝擊下何其無奈,但獨立人格卻能在特定 的時空下創造歷史的浪花。

我始終以為人師比經師更能陶冶記者的風 骨與膽識。從前讀外國報業史的書籍,例如《紐約時報一百年》(何毓衡譯),心嚮往之,只是總以隔了一層文化藩籬為憾。如今總算開始有中國記者撰寫他們自己 的血淚史。這四本回憶錄拍攝了人與時代的交光互影,反映六十年來兩岸記者在專政鐵輪下苟活的一鱗半爪,應該鄭重推薦給目前和未來的新聞工作者細讀。

蕭乾先生為人平和溫煦,他的回憶錄生動細膩,卻留下一處敗筆:當年他決定拋棄海外一切,奔回去追隨新中國,為此吃盡了幾十年苦頭,甚至奪筆二十年,怎料他 在書末一章忙著解釋如何無怨無悔。我們完全尊重個人的抉擇與感受,但是給他這麼一表白,豈不令人詫異整本書想傳達甚麼訊息,而前面各章又何必如訴如泣?坦 白說,深刻探索專政的根源方為重點,個人的怨悔何足讓讀者掛齒?就此,我個人比較喜歡柏楊的態度——可以原諒當年刑求他的特務,卻務必把國民黨那個邪惡的 戒嚴體制揪出來診斷。

一般中國文人的通病是自大又自憐,諱疾忌醫,息事寧人,內心深處不願意揭自己或社會的疤,因此回憶錄常為尊者諱,為自己諱,覺得往事不可追,待之如過眼雲 煙算了。於個人,這容或是不念舊惡的美德;對歷史,這不啻是逃避責任的行為。這種回憶錄讀起來當然不真不實,不感人。在公是公非的面前,小事猶可馬虎,大 節萬萬不許糊塗。陸著幸無此虛矯之弊。

一九八五年,陸鏗訪問胡耀邦於中南海,磊落可愛的胡氏為共產黨在歷史上欠陸鏗一筆債而道歉,陸鏗為人坦蕩蕩,有時大而化之,竟回答說大時代個人的災難不算 甚麼。這本回憶錄「在可能範圍內」大致實事求是,而且多彩多姿。幸虧他沒有畫蛇添足,要是他穿插了廉價而錯誤的「豁達」,至少在我的天平上,全書可能就會 黯然失色。這樣批評似乎苛刻了一點,但我們想知道的,的確不光是蕭乾、柏楊、劉賓雁或陸鏗的個人遭遇,而是他們所代表的千千萬萬人的時代遭遇。人們如果老 是拒絕吸取歷史的教訓,哪天重蹈覆轍,也是罪有應得的了。

我說「在可能的範圍內」,是指陸鏗全憑他驚人的記憶力寫作,不像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有日記或第一手資料為基礎。走過這五十多年的彎曲路,當事人多已作 古,求證無門,陸著在潛意識裡包含多少「選擇性的記憶」,哪些事情給時間之網沖刷得更美或更醜,恐怕連作者和讀者都無法確知。對於從剃刀邊緣活過來的老記 者而言,縱然這是無可避免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我們還是衷心感謝陸鏗搶救歷史的苦心。他那為爭取新聞自由的坎坷一生,周旋於權勢人物縱橫捭闔的一生,頂天立 地的一生,既寫在時代的邊上,也寫在時代的中心,實在值得包括我在內的後來者所效法,所深思。

二、

話說六十年代末,我在台灣讀大學時,陸鏗在昆明再度入獄尚未獲釋——他因言賈禍,響應了毛主席的偉大號召而大鳴大放,其中一條是要求准許民間辦報同共產黨 打擂台,以致成為「向黨猖狂進攻」的右派分子。外間對他的生死下落完全未明。我的兩位老師讚嘆平生沒遇見比陸鏗能幹的採訪主任,但格於形勢,他們語焉不 詳, 我也不敢多問。直到一天我在圖書館翻閱《新聞天地》,看到卜少夫寫的〈陸鏗其

人〉,然後又見有陸鏗致卜少夫和丁中江的信,以及卜少夫「大義滅親」的聲明。 事隔三十年,如今捧讀陸著,回憶對照,後面這些信件往來當在一九五六年左右,也就是陸鏗坐完第一次牢出來,在雲南省當政協委員,自稱「為中共統戰作吹鼓 手」而鼓吹「國共第三次合作」的時候(頁339)。

一九七八年我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有一天不意在《南華早報》看到陸鏗從大陸來港的簡略報道,心頭不禁一凜。後來同他見面,就像許多初見他的人,懷疑眼 前這位生龍活虎的人物,嘻嘻哈哈,聲宏氣大,跟我們晚輩一見如故,了無代溝,哪像是差一點給蔣介石砍頭、而真正給共產黨在監牢裡折磨過二十二年的衰相?

之後,居然有幸和他同事。他神采飛揚地追述當年往事,聽者無不動容。後來他和胡菊人「遇人不淑」給《中報》老闆打工,賓主不歡而散;接著他們合辦《百姓》 雜誌,陸鏗又在紐約苦撐《華語快報》,一手報道,一手評論;一九八五年訪問胡耀邦,彼此唇槍舌劍,成為胡下台的三大罪狀之一;「天安門事件」以後,又義助 許家屯出走美國,使自己上了大陸的黑名單;反正陸鏗無論做甚麼事都轟轟烈烈,此乃後話,書中也有詳細的交代。陸鏗在這本書中既回憶又懺悔,回憶為公,懺悔 為己。他對新聞從一而終,對感情逐水草而居,恰是鮮明的對比。我只敢觸及書中有關回憶新聞工作的部分,至於男女私情的懺悔,則最好保留給陸鏗、他的女人們 和他的上帝。

將近二十年來,不論在美國、香港或台灣,我忝列陸鏗眾多的忘年交之一。他的故事我在不同的場合已經聽過許多遍,如今展讀回憶錄,雖然還是神采動人,畢竟來 得太遲,當然遲來總是比不來好。台灣解除戒嚴,開放報禁,十年於茲(按:這篇評介文字是1997年寫的),陸鏗當年所面對的蔣氏專制政權如今安在哉?就怕 比我還年輕的讀者,因為沒有白色恐怖的記憶,而將本書當作等閒的掌故看。殊不知沒有前人種樹,豈有後人乘涼?新聞自由靠著許多人前仆後繼的爭取,得之艱 難,所以必須戒慎恐懼地加以維護。對台灣如此,對大陸、對香港何嘗不是這樣?

本書如果早十五個年頭問世,會是甚麼光景?第一,應當會為台灣黨外的民主運動燃點火苗,並與雷震、殷海光《自由中國》以降綿延不斷的自由主義精神先後輝 映。但果真如此,陸鏗和國民黨政 權的恩怨就愈扯愈不清,更遑論把書在台北出版了。第二,陸鏗可能訪問不到胡耀邦,胡耀邦下台的命運不會因此改寫,但他率真的性格和談話就不會有這麼好的記 錄了。

話說回來,七十年代末,陸鏗一離開大陸,就奮不顧身跳入新 聞工作的漩渦,爭分奪秒,彷彿一股勁要搶回在獄中虛度的二十二個寒暑,根本無心照顧回憶錄這些不急之物。當時,他雖然痛斥毛澤東的獨裁,卻偶然還有口無心 地唱「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的調子——當然,只要提得出堅實的論據,社會主義未必不優越。假如陸鏗搶在其他人之先,在林林總總的文革故事還沒有泛濫成災之 前,他的回憶錄在國際市場上一定會更轟動,但他的思想相信沒有現在這麼解放。世間事也許就是這樣,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三、

陸鏗畢生以新聞事業為職志,他是個甚麼樣的記者?世界上很少人像他以新聞為第一生命,他時時不忘交朋友,處處佈置線索;在獄中竟千方百計追查雲南易幟的來 龍去脈,在死亡線上還在想「萬人爭看殺陸鏗」的新聞標題。胡菊人稱他為「老虎記者」,司馬文武說他是「永遠奔馳中的野馬」,唐德剛讚美他是個敬業精神天下 第一的草莽英雄,徐東濱則譽其威武不能屈。陸鏗自稱是個「自由主義者」,或是「民主個人主義者」(頁519)。我認為陸鏗首先是個受到孟子浩然之氣薰陶的 素樸儒家, 其次才是素樸自由主義者,當然其間的聯繫尚待更細緻的學術分疏。陸鏗這股剛氣不必來自書本,他自承受于右任的鼓舞至深,要以報紙作為「新生力量向腐朽勢力 挑戰」,破舊立新,為民請命(頁41)。

陸鏗少年得意,未滿三十,即出任首都南京《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一九四七年,任內在黨報拔虎鬚,揭發孔宋貪汙案,轟動國內外,觸怒蔣介石。蔣下 令追查新聞來源,陸鏗堅不吐露,又以調虎離山之計保護屬下記者。面對蔣的召見逼問,更慷慨陳詞,說大人而藐之,乃至軟化當朝的態度,儼然有國士勸諫之風。 這是一般腐儒所不能及的,也開創了新聞史上真正光輝的一頁。(按:消息來源保密諒是西方自由主義傳來的規範,不是中國固有的文化。蔣介石對陸鏗的不殺之 德,固然有賴國際因素的考慮,但誠如當年民主人士儲安平說的,跟國民黨爭新聞自由是「多少」的問題,等到共產黨一日得天下,可就剩下「有無」的問題了。儲 後來果然因為罵共產黨「黨天下」而惡死。要是陸鏗碰到毛澤東,能全身而退嗎?)

我有一次問《人民日報》的老社長胡績偉先生,他年輕投奔延安搞革命,一輩子在黨報的範圍裡思考問題,晚年的民主思想從何而來?他笑道,作為一個素樸的馬克 思主義者,他知道黨 和國家必須對人民好,如此而已。可見只要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民主這東西即使沒有甚麼深厚的理論素養,還是可以從生活實踐上體會出來的。陸鏗和胡績 偉,一右一左,殊途同歸,居然在「民本」的問題上相遇了。

陸鏗所經歷的新聞生涯當非本文所能概述,但他最特出的註冊商標就是坐牢。他一生除了當記者,就是坐牢,彼此交替不已,彷彿樂此不疲。他幾乎遭國民黨殺身之 禍在先,又投身共產黨的監牢凡二十二年在後;出獄,一到海外,好比程咬金聞到泥土的味道立刻復活過來,旋踵間各種言論出擊,又分別上了台灣和大陸的黑名 單,自云「可謂百年難逢之異數」(頁1)。他既做過兩邊的階下囚,又做過兩邊的座上客,其實到頭來還是孑然一介特立獨行的記者。他引張季鸞的話:「記者不 坐牢,不是好記者」,又引成舍我的話:「面對牢獄之災,才能表現錚錚鐵骨」(頁230)。在不畏懼強權上面,陸鏗和自由主義者殷海光是異曲同工的。

但願這些歌頌坐牢的話,只是自我解嘲。環顧世界上政治清明的國家,好記者根本不必坐牢。中國政治原來已經不上軌道,以前的社會結構簡單,分工又粗,新聞附 麗於政治的邊緣,缺乏獨立自主的生命;加上陸鏗自己稟賦「愛管閒事」和「自以為是」的英雄個性(頁153),天不怕,地不怕,於是脫離不了玩政治之火的宿 命。介入政 治,既危險,又易為人所利用,足為殷鑑。例如他接洽胡適出馬競選總統,殊不知中了蔣介石為了黨內鬥爭所設的圈套。他同閻錫山建立密切的情誼,正負效果相 抵,一九四八年閻在廣州拯救陸鏗於國民黨的牢獄之災(罪因是他在《天地新聞日報》正確預測共軍渡長江的地點),翌年陸鏗回昆明接眷,卻被共產黨誤會身負閻 所交代的政治任務,幾乎為此喪命。威武也許不能使陸鏗屈膝,他卻可以動之以情。他重情義,以致在許家屯出走的事件上模糊了新聞與政治之間的界限。這些做法 似乎都逸出新聞記者的常軌。

新聞與政治應該保持多少距離是門藝術,本無定論。原則上,要近得令新聞人物信任,可以採訪到獨家消息,但也要遠得冷靜超然,獨來獨往。不管如何,黏得太緊 總是不好。經歷這許多風浪和橫逆之 後,陸鏗作了總結:「新聞是新聞,政治是政治,不要陷入政治的泥坑」(頁213),違反這個原則的人重者喪生,輕者敗名,聞者足戒。一九七六年,我有機會 訪問剛卸 任的美國總統福特,問他對白宮記者的窮追猛打有何感想,他說:「我知道他們有他們的事要做,希望他們也知道我有我的事要做,彼此互相尊重。」角色分明,權 利與義務確定,這才是政治與新聞的安全距離和正常關係。

四、

陸鏗的苦難反映中國的苦難,他身處的時代是中國報人從純粹論政過渡到半專業化的時代。

在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早兩三代的文人,他們以報紙作為啟迪民智和救亡圖存的工具,評論國是,針砭時局,動員群眾。報導信息反居次要。其中之佼佼者,如王 韜,如康有為、梁啟超,如孫中山,無不以天下為己任,博學多聞,多才多藝,簡直是文藝復興式的士人。現在再也找不到那種縱貫橫通、崇山峻嶺式的方面人物, 那個時代已 經一去不復返了。

及至上個世紀二十、三十年代,中國報業觀念受到西方的影響,新聞的分量愈來愈重,開始發展出一套相當成熟的新聞理念,尤其是《大公報》提出「不黨,不私, 不盲,不賣」的原則,竟與西方報業追求新聞客觀、言論獨立的意識互通。(但其立足點不同: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是市場民主逐漸發展的結果,而儒家重義輕利, 只強調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請參閲拙著《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頁67-69)從蕭乾的記敘可以看到 《大公報》如何比同業更努力開拓新聞的領域。張季鸞以「不求權,不求利,不求名」自勉。中共罵該報對國民黨「小罵大幫忙」,其實它一直是左右受敵的。當時 中國工商蕭條,社會單元,交通不便,《大公報》的銷路有限,但它的歷史地位始終無有出其右者,老報人如徐鑄成和蕭乾數十年後仍對它懷念不已,豈是偶然?

陸鏗進入新聞圈那個時候,不論中外,記者的社會地位都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低低在下的。甚至三十年前,台灣民間尚以「文丐」狀之,名門世家子弟不為也。說來 叫人汗顏,中國新聞史的研究至 今一片荒蕪,使我們無法全面瞭解中國記者的出身、意識、階級和社會流動。但我們知道,新聞工作看本事,不重學歷,只要有本事不怕沒出頭,何況新聞事業滿足 一些理想青年的浪漫情懷,所以它一向是有志的困苦青年參與社會、改善生活的捷徑。蕭乾和陸鏗的例子說明:走投無路時,投奔新聞的道路,未始沒有一片馳騁的 天地。

在彼方,《紐約時報》幽默專欄作家RusselI Baker調侃自己說:「一九四七年(入行時),做報紙的準輸定。夢想賺大錢、討富婆的男人幹醫、法、商或工去了。像我這樣沒本事做賺大錢的工作,可以進 研究所當教授;教授賺錢少,但社會給他們蓋的圖章不錯。對比之下,報人佔據社會的底位,好人家才不讓女兒嫁他們。他們被看作一群喝爛酒、講髒話、不修邊 幅、衣服發臭、負債纍纍、不受歡迎的流浪漢。」(Growing Up,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9, p. 57)。Peter Rand 在刻劃《中國通》記者時說:「本世紀初期中國所吸引的美國人,如非適應社會不良者,至少可說是孤獨者和做夢者。其中很多有名的怪人就是記者,這就不足為奇 了,因為新聞這行業向來吸引不同流俗的人。」(China Hand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95, p. 21)美國新聞界也是在過去幾十年逐漸走向專業化的道路。

前後數十年,說來諷刺,中國新聞自由最充分的時期是軍閥割據,最寬鬆的地方是三不管地帶的租界和殖民地。可惜《大公報》的自由獨立精神後來非特沒有繼續發 揚光大,反而隨著時局的阢隉動盪而異化,報紙又先後給國共兩黨化為喉舌了。一般論政者往往像在寫策論,向上諫言,名義上是為民喉舌,為生民立命,其實是憑 借儒家一些簡單的道德觀念臧否人事。就算他們來自下層的農村社會,他們改變了階級屬性以後,未必聽得見其所來自的社會在嘶號。他們實在沒有暢通的管道探求 民隱。

四十年代末,政權變天的前夕,陸鏗他們那一批青年在南京《中央日報》,居然可以走「先日報,後中央」的路線,在勁敵中迅速建立新聞報導的權威地位,現在回 頭看都覺得不可思議。蔣介石在大陸雖無力全面專政,但他在處順境的時候還能容忍一些逆耳之言,至少沒有趕盡殺絕;當時有許多親共報刊屢封屢出,例如從一九 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胡績偉在成都辦了十次刊物,查封一次辦一次,只要換個名登記,連內容欄目都不必變。可是一旦蔣介石處於逆境,則企圖以鐵腕全面緊縮言 論。初退台灣,蔣尚未統攬權力,《中央日報》仍勇猛可觀,每遭當局以「黨報不像黨報」為斥。後來,淪為「有中央,無日報」,那張報紙乃江河日下,以至於名 存實亡。國民黨撤到台灣,退無死所,自四九年起至八七年期間,它對新聞的壓制比在大陸有過之無不及。而國民黨的殘暴比共產黨又是小巫見大巫。陸鏗的回憶錄 在一定的程度提供了見證,也描繪了十分悲慘的側影。

如今,港台的媒介拜賜於自由的政治環境,發達的經濟基礎,多元開放的社會結構,打破傳統森嚴權威秩序的枷鎖,終於有條件孕育自由獨立的新聞體系了。現在記 者 是受薪的中產階級,訓練完整,生活安定,地位提高,他們不必看權貴的臉色討生活,也不必人人虛妄得要以天下為己任,更要緊的倒是做好專業分內的工作,讓大 家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上一決勝負。市場不必萬能,但利之所在,讀者為大,記者的眼光必須常常看下,不是一味只看上。我不是說傳統中國文人論政一無是處,或是 專業分工一定比較進步;其實,專業化也有窄化、工具化、技術化的危險,何況市場壟斷愈來愈抹煞異見,這些問題牽涉非常廣,我目前不敢妄斷。社會分工愈細 密,專業化是必走之路,大勢所趨,無可抗拒,問題是如何結合傳統士大夫的抱負與現代專業精神。這是百年來未有的最好契機,萬勿錯過。(關於這個問題,請參 閲拙編:《文人論政:知識分子與報刊》,繁體字,臺北:政大出版社;簡體字,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2008。)

五、

我借題發揮這許多,最後是回到書本身的時候了。陸鏗的朋友們說他粗中有細。在他細一點的時候,寫作材料豐富,宏觀微觀交叉並舉。例如他在蔣介石面前陳詞那 一章,就把整個時代氣氛烘托得極為出色,栩栩如生。在他不是那麼細的時候,斧鑿之痕便昭然。例如,《中央日報》總編輯李荊蓀是個怎麼樣的人,他處理新聞持 甚 麼態度、經過甚麼掙扎,他怎麼捲入權勢場域的龍爭虎鬥(為甚麼找他做替罪羔羊?),他怎麼被迫害,心境如何(他沉痛地說這是上世的業報,不許家人探監), 儘管坊間已有若干零星的記載,他的患難弟兄陸鏗應該可以寫得更好,但這一段記敘反失之平面化。陸鏗提到《新聞天地》弟兄之間的歧見(頁471),以及反右 到文革 之間的獄中生活,都沒有交代。至於書中描寫大陸獄中的性生活和蔣緯國夫人的猝死,除了與全書的脈絡格格不入,也未免為了譁眾取寵而嫌草率。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意義」的問題:拜讀這六百頁以後,除了知道有趣的掌故以供談資以外,讀者得到甚麼啟發?請原諒我吹毛求疵,我覺得陸鏗通篇講出了很多 現象,可惜對其深層意義似乎解釋不夠。陸鏗不是沒有這個識見,可能志不在此。他寫過一篇學術論文,分析蔣介石和毛澤東對新聞的控制,實發人之所未發。我很 想進一步知道,從這麼多敘述中,他如何看這幾十年來中國新聞界的起伏變化,記者如何在大變局裡保持自我而不隨波逐流,他同時代的記者在泰山壓頂之下如何反 映 民之所好,新聞界如何與權勢建立合理的關係,海外媒介(包括港台和北美)對中國的民主進程有何貢獻。許家屯說陸鏗「批毛不批鄧」,我覺得陸鏗對人太有興 趣,有時候會低估表面看不到的結構因素。

蕭乾特別推崇陸鏗在訪問 胡耀邦時所用的「逆勢法」:彬彬有禮,然後用冷箭射出一些尖銳的問題,逼得對方無處可躲(頁456)。司馬文武也說陸鏗讓人先跑野馬,再想辦法把他拉回 來,對方就不由自主講了許多會後悔的話(頁7)。我很同意他們的評價,覺得陸鏗訪問胡耀邦不讓意大利記者法拉奇訪問鄧小平專美。可惜陸鏗沒有在書中分析這 個技巧,我們只能把這個訪問當作原始素材,不能聽他現身說法,這對新聞後進毋寧是一大損失。至於陸鏗的訪問捲入胡耀邦的失勢,則是中共最高層權力「內部鬥 爭的外在化」,找藉口而已。

總之,這是「中國第一記者」寫的有血有淚有骨 有肉的歷史記錄。我常想,中國記者有誰像陸鏗闖過這麼多江湖、惹過這麼多禍,有誰比他更敢批逆鱗,有誰吃的苦頭比他多,有誰比他更富爭議,有誰在他這把年 紀還站在新聞的第一線上?答案是沒有,沒有。我想如果他當年不自投共產黨的羅網,如果他不吃二十二年免費的牢飯,如果中共沒有把他當統戰對象放出來,如果 胡耀邦不因他是統戰對象而接受他訪問,如果他不跟海外左中右獨的三教九流各路人馬來往,這隻老虎記者會變成甚麼?這一連串的「如果」只能臆測,當然不會有 答案。這隻森林裡的老虎被關在柵欄裡寫了這本回憶錄,我們同情之餘,也向他致敬。


後記:

這篇讀後感是一九九七年陸鏗特地交代臺灣行政院新聞局出版的《光華雜誌》主編向我邀約的。以陸鏗的人格魅力,但凴吩咐一聲,我豈敢拂逆其美意? 沒有想到因爲借題發揮,竟愈寫愈長,超出了一般書評的規格。後來蒙香港《信報月刊》垂青,又登載一遍。現在重新端出來獻世,不是爲了偷懶而炒冷飯,乃是當 時我的確用心寫這篇文章,如今再讀,有不勝緬懷陸先生在天之靈的深意。

承他看得起,陸鏗要我喊他「陸大哥」,我始終不敢造次,總是恭敬地稱呼他「陸先生」。自從他離開大陸,我認識他將近三十年。他相識滿天下,我們的交往肯定 不算最密切的,但許多經驗還是很難忘的。陸鏗在紐約辦《華語快報》,我請他蒞臨明尼蘇達大學演講 。從紐約搭機前來頂多兩個鐘頭,但我從早到晚望眼欲穿,不見斯人,正躊躇絕望間他突然來電話説人到了。原來西北有直飛班機他不搭,偏要坐聯合班機,説是上 面有「世界上最好吃的花生」(其任性和真情有如此者),不料班機在芝加哥轉機,他老兄到處溜躂,以致誤了續飛明州的班機,接著碰上機場突起大霧停飛數小 時,如此這般折騰了一整天。他手裏拎了一個在紐約唐人街買的鋁鍋,用塑膠繩子綁著,送給我們當「手信」,以後每當我們蒸東西吃就會想到雲南大漢提隻小鍋的 模樣。(由於他在演講時罵江南「文人無行」,數年後我知道他和江南的遺孀海倫成爲「知己」,當然大吃一驚。但事實證明海倫對陸鏗之好,有口皆碑,這是後話 了。)

一九八五年,我申請到一筆研究經費,去紐約研究那些左左右右的華文報紙。人在紐約,卻無處尋覓完整的華文報藏,只得悻悻然鎩羽而歸。當陸鏗打開《華語快 報》的倉庫,天呀,簡直觸目驚心,撒了滿地一捆捆叠羅漢的塵封舊報,完全沒有半點頭緒 。陸鏗要我發揮陶侃搬磗的精神,還說「動手動腳,豐衣足食」。我擧白旗投降。大概爲了補償我的沮喪,他請連襟龔選舞先生和我在附近吃水餃 。龔先生從前在南京《中央日報》當過陸鏗的部下(見《龔選舞回憶錄》,臺北:時報出版社,1991),恂恂長者,也是我的老師輩。他說:「我的岳母老是說 陸大哥不安分,一定要吃苦頭;我安分,所以她喜歡我。但正是因爲不安分,你看人家陸大哥的成就有多大。」陸鏗訪問胡耀邦歸來,又是驚天動地之擧,但胡的政 敵找到口實反撲,果然接受「壞人陸鏗」訪問是後來胡被構陷下臺的三個罪名之一。

一九九三年,我在明大搭設一個民間平臺,邀請大陸和臺灣若干意見領袖辯論中國的前途,一時風起雲湧,美國報紙連日長篇報導。陸鏗和海倫慫恿許家屯先生(當 時還是敏感人物)前來與會,他們見到大陸這邊的李銳、胡績偉、蘇紹智、王若水等先生,異地相逢,倒楣大團圓,相談甚歡,甚至惺惺相惜。臺灣這邊的來人日後 幾乎個個飛黃騰達,呂秀蓮更躍登副總統的寶座。會議開始時呂屢屢露出心中有氣,我拜托陸鏗當主席,讓她暢所欲言,不要限制發言時間。呂滔滔不絕,講完一套 台獨的宏論氣也消了,胡績偉對呂的辯才淩厲不禁嘆道「臺灣有人才」,儘管他對台獨是不以爲然的。陸鏗後來在《信報》記敍這一段,現在網上還找得到。陸大聲 果然「大聲」,害得隔壁的龍應台震耳欲聾,問他「談戀愛是不是也這樣吵」,陸鏗說就是,「要不要試一試?」龍連叫不敢。(這個會議記錄見拙編:《中國在歷 史的轉折點》,臺北:時報出版社,1994)

翌秋,我回到香港中文大學客座,先後請陸鏗和戴晴來短期逗留。回歸日愈逼愈近,但聞社會上一片唯唯喏喏、趨炎附勢的聲音,我們應該為學生培養一點記者的膽 氣 。陸鏗回校一周(赴美前我們同時在中大任教),我們為他在校園準備一個房間,他拿走鑰匙卻一夜也沒有住過。他在中環的應酬應接不暇,豈肯淪陷在沙田修身養 性?(想到他後來被迫關在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囚籠裏寫回憶錄,一定苦不堪言,但何嘗不是功德無量。)順帶一提,當時我告訴戴晴我喜歡她寫的王實味和儲安平, 力促她再接再厲,不必浪費筆墨寫過眼雲煙的東西。欣聞她從一九九八年開始搜集材料,經過八年,終於寫出了一部余英時教授讚譽為「最有歷史價值的『洗冤 錄』」:《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我非常佩服她的才情、膽識和毅力,寫出這部擲地有聲的書。

陸鏗有一段時間定居臺灣,並為香港《信報》撰寫一個〈百姓為念〉的專欄。約摸是一九九四年底,陳宏正設立「陸鏗新聞獎」,我特地回臺北湊熱鬧,柏楊先生前 不久刚開過刀,那晚也抱病趕來,還掀開肚子給我們看一列像拉鏈的手術傷痕(陸鏗和柏楊都作古了,人生無常)。一九九八年我從香港回美國,遠隔太平洋,那幾 年來往較少。但陸鏗所至,必掀起一陣旋風。印象中,他先積極支持李登輝的民主路綫,後來大力批判李登輝的台獨傾向,似乎又犯了「記者不介入政治鬥爭」的戒 條。〇二年我回到香港工作,最後一次見到陸鏗和海倫是〇四年,他們參加自由行 到香港旅遊,我去旅館見面。陸鏗說他剛剛從車禍中險生,記憶已大不如前,許多字記不起來,必須口述讓海倫來寫了。我心頭一陣酸,生龍活虎的英雄也有氣短的 一天。

一轉眼,我已經蹉跎到了陸鏗當年離開大陸時的年紀了。他從老共的牢裏撿到一條餘命,出到外面世界並不寂寞,三番兩次搞些翻天覆地的新聞事件。我不敢高攀陸 鏗為「忘年交」,但他的確讓我看到什麽是記者的典範。他人未出現聲音先到,他那龍飛鳳舞斗大無比的字,他講起在蔣老先生面前犯顔直諫的激情,他從紐約打電 話跟我宣傳(合理化)他的愛情觀,他在我家高談闊論、耳提面命,此情此景,皆歷歷在目。我的内心深處常常想到他。
(2009年2月12日)

楊森:陸鏗在《財訊》

承陸大哥叫了聲小老弟,於是我也跟著其他人喊他陸大哥了。去年底、今年初崔大姊打了兩次電話來,囑咐我寫點東西,心想陸大哥的故事很多人比我熟悉,我寫不出特別的,那麼,就來說說陸大哥和財訊結緣的事吧。

1994年春,原本計劃要採訪大陸經濟學者千家駒先生,經同事周國偉建議,乃透過香港百姓雜誌的陸鏗先生代為約見,雖然千家駒的採訪後來因故未能進行,但自此就與陸大哥結下十餘年的文字緣。

當時在電話裡順口邀約,下回來台如果得空,就請到公司裡坐坐,沒想到兩三個月後,果然見到滿頭銀髮的陸大哥,聲若宏鐘地現身財訊的編輯室。

當時財訊的內容仍相對「本土」,不過也想拓展兩岸的相關報導,於是邀請陸大哥每個月幫財訊寫一篇專欄,當然背後也有借重陸大哥廣大人脈的用心,後來回想,陸大哥確實為財訊帶來不少改變。

首 先是陸大哥寫稿的內容獨樹一幟,他有統派情懷,立場明確,不過言之有物,不會一昧地反獨促統,後來他的專欄更集結成書,由財訊出版社出版,反應不惡。此 外,陸大哥不僅認真地寫專欄,還積極地告訴朋友們要看財訊的專欄,結果很多過去不看財訊的人,從此變成了財訊的讀者。在這段期間,我也因緣際會地跟著陸大 哥認識了不少政治圈、新聞圈的老前輩們,增長不少見聞。

除了寫專欄外,陸大哥甚至促成財訊早年的一場大型演講。那是1995年前總統李登輝到美國康乃爾大學訪問後,海峽兩岸緊張情勢不斷升高,到了1996年初,中國甚至以飛彈軍演恫嚇台灣。就在此時,由陸大哥提議和居間聯繫,邀請了阮銘、蘇紹智兩位先生,再加上陸大哥等三人,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一場兩岸情勢的演講會,吸引了滿場爆滿的聽眾,為當年兩岸的緊張關係留下一個小小紀錄。

陸 大哥常說,他都一把年紀了,還得為稻粱謀,話雖這麼說,我看他在寫稿時總是非常專注認真。他從來不缺稿,也幾乎沒有不準時交稿的紀錄。如果他剛好在台灣, 通常會到我們辦公室裡尋一張空桌子,要杯水,然後坐下來振筆急書。他戴著黑色寬邊大眼鏡寫稿校稿的模樣,正是他在《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封面上的樣子。

那時有位約聘文編,總會在截稿期帶來兩大包紅土花生,陸大哥就倒了一大把花生在桌上,一隻手忙著捏碎花生殼,再俐落地將花生米丟進嘴裡,另一隻手則寫稿或校稿,忙得不亦樂乎。我心想,就算是為稻粱謀吧,寫稿於他來說終究是一樁樂事。

當時陸大哥還幫香港信報寫專欄,他告訴我,信報和財訊就是他兩個固定收入來源。財訊雜誌孫文雄社長敬重陸大哥是新聞老前輩,曾特別交代,不管陸大哥是否寫稿,每個月都一定要付稿費;到2007年底財訊雜誌改組前,一直都是如此。

另外,陸大哥愛買古董,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我倒是聽人說過,陸大哥經常買到假古董。至於是誰說的,我已經不記得了;究竟是否如此,我這個門外漢更不得而知。倒是有一回,我意外地涉入陸大哥的古董「交易」裡。

那是一個盛夏截稿時的午後,我正埋首看稿,突然電話鈴聲響起,陸大哥的聲音從話筒裡竄出來,他說看上一件古董,和老闆談好價錢,無奈口袋裡短少部份現金,於是託我趕緊帶去給他。既是小老弟,自然依指示趕了過去。

原來是拆遷前光華商場附近的一家古董店,不記得陸大哥買了什麼,不過他那副買到值錢貨的神氣,卻令我印象深刻。陸大哥前前後後也給過我幾件古物,如今都留在身邊作為紀念。

有 一陣子陸大哥住在忠孝東路太平洋崇光百貨後面的巷子裡,記得一回去找他吃飯,走出公寓大堂正要穿越巷子的剎那,他似乎被蜂擁而來的車輛給駭住了,緊緊抓住 我的手臂,好一陣子無法邁開一步,我略微感到吃驚,同時也覺得陸大哥確實老了。隔些時候再見到陸大哥,都是崔大姐陪伴一旁,陸大哥的話少了,只是盈盈地笑 著,帶著童稚似的神態。看著這時的陸大哥,我心想,他已不再老下去了。

楊森:台北財信出版公司的總編輯)

2009年2月2日 星期一

李大同:为陆铿一叹

(李大同《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

老报人陆铿日前去世,得知消息后不免为之叹息:又一个真正的新闻人走了。

大陆的新闻人得知陆铿,大体上还是上世纪80年代他采访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事。这个采访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后来成为压垮胡耀邦的最后一根政治稻草。我们得知后到处寻找这篇访问记,后来又看到了他的回忆录,对这位新闻前辈不禁佩服有加。他光是在大陆坐牢就有22年,大多数人即便不疯掉大约也会面目全非,可他在牢里却在想如果明天被枪毙,报纸上应该做个什么标题,他自己拟的标题是“万人争看杀陆铿”,其豪爽和新闻人的品性岂非到了极致?

陆铿可算是中共最早的广播记者,后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任副总编辑。在他的回忆录中,最让我们吃惊的是他竟然敢抗蒋介石。19477月,在陆铿主持下,《中央日报》披露了孔祥熙、宋子文家族挪用38亿 美元外汇的消息,震惊中外。蒋介石震怒,下令追查消息来源。蒋说:“我是总裁,他是党员,不管什么记者信条不信条,按照党的纪律,总裁命令党员讲出来。” 陆铿对国民党中宣部两位部长说:“既然总裁这样说,那我请求退党好了。”部长警告说:“人,只有一个脑袋,没有两个脑袋。”陆回答:“我知道人只有一个脑 袋,但这个年代是可以不要的。”最后,蒋介石亲自召见陆铿,陆铿慷慨陈辞,可以处分,消息来源不可说。蒋无奈,只好不了了之。记者职业信条终于扛住了领袖 意志。

这 段精彩的故事让我们大开眼界,原来国民党“喉舌”的总编辑是可以这样和良心顶撞的。其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央日报》,有马星野、陆铿这样一批有新闻理想的 报人,即便在国民党机关报任职,他们也认为应该“先日报,后中央”,即报纸先要办得有人看才谈得上影响。几十年过去,大陆经过文革浩劫之后,中共机关报 《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胡绩伟先生痛定思痛,提出报纸的“人民性高于党性”,人民在先,党在后,可谓异曲同工。

陆 铿采访胡耀邦,胡耀邦说了真话,然而谁能想到,中共中央的总书记竟然也没有说真话的自由呢?陆铿的经验,还不能洞悉中共党内专制的程度,他没有接受胡耀邦 对访问记的修改意见,给胡惹来大祸。陆铿对此结局深为自责。不过,责任不在他,而在这个不允许任何人说真话的丑陋制度。

国 民党和共产党,同为威权统治,也都有过独裁领袖,然而国民党到第二代,即开放了党禁和报禁,如今已经实现新闻自由和执政党轮替,而中共已经到了第四代,新 闻自由仍遥遥无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更可怕的是,在大陆官办媒体的总编辑里,竟然没有一个陆铿式的人物。其实,体制早已腐朽,不要多,只要有10个陆铿式的敢于坚持新闻理想、不怕扔掉乌纱帽的总编辑,这个体制就非垮不可了。惜乎一个也没有了!

每念至此,怎能不为陆铿一叹。

李澤厚:主動把握自己的一生

——讀《陸鏗回憶與懺悔錄》

陸鏗兄的這本書,在定稿前曾給我看過,一看即不忍釋手,惟我當時剛到臺北,並宣佈“三不”(不講演,不寫文章,不接受採訪),故未作反應。如今我要離開臺灣轉赴美國教書,似乎可以寫點什麼了。

但 是,寫點什麼呢?自己卻想不清楚。記得讀陸兄書稿時,相當快速,好像是窮一、二夜之力就通讀完的。這當然是因為文章好、故事吸引人;同時恐怕也因為基本是 同代人,某些事情一經提及,如南京的國民代表大會等等,當時的情景、氣氛便又浮現眼前。雖然往事如煙,卻依然似昨,令人難以忘情。然而,畢竟又時日如駛, 物事全非,今日當年,恍若隔世。因此陸兄重新娓娓道來,揭其秘辛,時間的過去和現在似乎交融一片,真有如聽白頭宮女談往年盛事,備感親切,又不免感慨系 之。但年輕一代不會有這種感受,這就使人更增感慨;歷史終將不斷淘汰,被人遺忘,只剩下書籍典冊中越來越陌生,越來越“中性”的僵硬史料;歷史終竟是歷 史,不再存在了。在這方面,陸兄的書也無疑由於保存了許多第一手史料(如蔣介石準備提名胡適競選總統、與胡耀邦的長篇談話,等等等等)而頗具價值。

陸 兄年事已高、閱歷多、交遊廣,而身體健朗如壯年,對這樣的老人,我不免有些好奇,想請教一些從人生經驗到養生之道的問題。而陸兄的回答,便是他在書中所再 三講到的那句話:“禍兮福所倚”。也就是禍福常相倚轉而難以預測的道理。本來,人就生活在紛至遝來的各種偶然性之中,現代人生,尤其這樣。人生中的很多事 情,其利害、得失,其價值、意義,並非一目可以了然,或一時可以論定,它們每每因緣相繼,禍福相隨,陸兄以自己坎坷而豐富的一生不斷驗證著這一點。

正 如書中所記述,如果陸兄不是克服各種困難執意親自去昆明接夫人,就不會有二十年的囚禁而備受苦辛,幾乎餓斃。但如果不去昆明,當然會順利地轉來臺北,以陸 兄新聞記者的衝動而“初生牛犢不畏虎”,如此亢直敢言,恐怕在五十年代就被送往綠島而一命嗚呼,又豈能有今日?又如,當年捋虎鬚揭露孔宋集團的貪污大案, 闖下了幾乎有性命之憂的大禍,結果卻履險如夷,反因此而年輕卻名滿天下,為後來鋪下錦繡前程。此外,如青年時代由湖北襄陽去雲南保山得到各種“吉人天相” 式的意外支援;如關進監獄反而在“文革”中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如此等等。當然,最為驚心動魄的還是那件因“獄吏”叫錯號而差點被槍斃的“故事”。如果不 是鼓足勇氣去“拒絕死亡”(對好些人來說,常常可以是事以至此,分辨無由,便糊裏糊塗地接受了死亡。)陸兄早就成了一名屈死鬼。但是,那位並未叫錯號而被 槍斃的,不也仍然是屈死鬼麼?一個並無過錯的好人,只因上級設組命名的偶然,而被當做特務處死,不也是十足冤枉麼?只不過是屈死的形態和曲直有所不同罷 了。世上屈死的鬼何其多也!偶然性的捉弄人,何其殘酷和悲慘?!

活 著不容易。人生是如此的不確定,偶然性是如此的強大和捉弄著人們,究竟什麼是人生的真諦,如何估量生活中的得失、是非、禍福,從而主動把握住自己的一生, 不是值得好好思索一番的麼?海德格爾常問:“存在是什麼?”存在不就是這個麼?不之有在這對命運(也就是人生偶然性)的詢問、探索和行動中,才能充分體會 海德格爾之問麼?

這就是我讀《陸鏗回憶與懺悔錄》的感想。信筆寫來,已離題萬里,尚請讀者原諒。

魏承思:陸鏗回憶與懺悔錄 海峽兩岸第一傳

(魏承思/香港《明報》主筆)

本書率真坦白、文如其人,再現一生拼搏敢言、多災多難、充滿傳奇的報人形象,為可歌可泣的中國現代史作見證。

旅美史學家唐德剛說,陸鏗朋友遍天下,而且都是“二十年的老朋友”,哪怕有的才第一次見面。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前幾天,他的自傳《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在臺灣出版。第一版四千冊三天內售罄,一時洛陽紙貴。我有幸先睹為快,幾乎是通宵達旦一口氣讀完。我想,如果說陸鏗是“海峽兩岸記者第一人”的話,此書是在稱得上“海峽兩岸第一傳”。

其 實,陸鏗的自傳即使不靠他的出眾文采也足以吸引讀者,因為他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寫下來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中國現代史。陸鏗在抗日戰爭時期開始記者生涯, 是中國最早的廣播記者,後來又成為駐歐洲戰地記者,在歐、亞戰場上結識了美國的三位五星上將艾森豪、馬歇爾和麥克亞瑟,因此在圈中有“三五牌”記者的雅 號。

當 然,在陸鏗記者生涯中,這樣的輝煌只是插曲,更多的則是苦難與驚險的篇章。抗戰勝利後,他在擔任《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時,因揭發孔祥熙、宋子文 貪污案激怒蔣介石,差一點丟了腦袋。國府在大陸崩潰前夕,他又因辦《天地新聞日報》而下了國民黨的大牢。共產黨建政後,陸鏗又兩度被監禁長達二十二年。直 到眼下,他依然因救助前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而被拒於國門之外。

陸 鏗早年在人才濟濟的新聞圈中脫穎而出固然不易,但更難能可貴的則是在坐了長年黑牢之後,他還為新聞事業奮力拼搏。他剛踏上香港的自由土地,就又奮筆疾書, 而且一鳴驚人,從此一發而不可收。辦《百姓》,訪胡耀邦,奔走兩岸,移師北美,不但成為新聞界的兩岸第一人,本身也多次成為兩岸新聞關注的第一人。

陸鏗生不逢時,又生逢其時。他一生的環境大多沒有新聞自由,因此常要為新聞吃苦頭;但也正因為如此,他能說人所不敢說或不能說的話,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書名不僅是回憶,也是懺悔。除了婚姻與愛情的糾纏外,陸鏗深為內疚的是已故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因接受他的專訪而下臺。他一再表示“我不殺伯仁,但伯仁因我而死”。其實即使沒有他的專訪,胡也是註定要下臺的。

陸 鏗的自傳恰如其人,率真坦白,一個老頑童的形象躍然紙上。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昆明獄中,面對死亡,他還在想若是自己被殺,新聞標題怎麼做?當想出《萬人爭 看殺陸鏗》的標題後,還暗暗得意了兩天。人有了這樣灑脫的精神,自然也就能返老還童如陸鏗了。看來他在長年的煉獄中已昇華到另一境界。

李荆荪夫人方佩倩记述:友情的追忆

陆 铿与李荆荪相交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候,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事业专修班招收学员,以培训新闻人才为主。荆荪是由福建福州国民党党报南方日报选出进入甲组。陆 铿以大学肄业或同等学历,报考进入乙组,但两组人员同受教于新闻系主任马星野老师之下,当时名师如赵敏恒、俞颂华、王芸生等等。各方俊才汇聚花溪温泉,受 教沐浴,结出了多少友谊花朵,又成就多少事业的果实。

结业后,荆荪留校任马师助教,不久马师调任中央宣传部新闻处处长,荆荪随往,任科长一职,共有四位科长(两位不记得名字),另一位是凌遇选学长。陆铿和乐恕人则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传音科任编辑。因陆铿声音宏亮,字大声,兼任播音工作,其后当了广播记者。

这是1944年(民国33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七年,我在家乡—江苏无锡属沦陷区,日夕盼望最后胜利,仍遥遥无期,心灵焦躁无奈。荆荪写信给我父亲,要求我能来重庆。刚好有亲友三位同行,乃于过完旧历年,即启程上路,历46天旅程,绕过战区,经历轰炸,都有惊无险,终于抵达四川重庆。及晤荆荪,暌违十年,彼此成长,终赏心愿。

到 重庆第一天荆荪即带我到陆府拜访,见到他的同窗好友——陆铿及陆夫人杨惜珍,其时他们的长子渝生在抱。杨大姐更是我平生所见最美丽的女主人,又是一位牙医 生,令人器重。还有见到杨太夫人。当晚我即留宿陆家,与大姐同睡一床,此后陆家即成我家,陆府迁去广播宿舍(那时候说,找房子比找工作还困难),我和荆荪 在五月七日结婚,一切事都由同学们共同来帮忙,如新房粉刷,也是他们用白纸动手自己来糊。

婚礼的进行,又是别开生面,请到了国之大佬吴敬恒老先生发言、证婚,马师夫妇是我俩主婚人。礼成宴开,每桌都有起立发言(由司仪提名邀请),对荆荪的评论与祝福,直至宴罢,未有间断。可见荆荪人缘甚广,但也许是由于陆铿做的规划吧。

不 久我也获得了工作,在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战时儿童福利保育会服务,荆荪常来接我下班,一路走路回家。重庆是山城,前行是向上,转一下,又转向下。凌遇选 兄的家,要向下到谷底,遇选夫人文思荣大姐,热诚、朴实、能干,一见如亲,她是介绍我去工作的那位。她是妇会慰劳组组长(劳军),其时长女文智需怀抱。幸 会中附有托儿所。我们总会的总务组主任谢兰郁女士,即政校教授赵敏恒的夫人。一次赵府宴客,餐后吃水果,梨子,用小刀削皮,我不会,但荆荪很擅长,他可以 用力慢慢转,皮掉下不断,至最后成一条,为我服务,赵夫人旁观对我说:您很幸福。

重 庆已到夏天,大声家在一山坡上,仅他们一小屋,前面有广大的空地,摆一张桌子,加上水果、茶水,围着几个朋友,夏夜,凉风习习,谈天说地,非常享乐。所以 这样的聚集常常有的,那时惜玉小姐,杨大姐的妹妹也来了。那时候,我听到大声唱歌,歌声响亮,音韵正确,好到不行。每人都要唱几句,我不敢一试,幸好荆荪 高音的京腔也唱得非常出色。这时候朋友常有聚会,原来他们正在讨论出版一个周刊事宜,集合了十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卜少夫、陆铿、邱楠、丁中江、乐恕人、 李荆荪、刘竹舟、黄绵龄、毛树清、刘问渠等。各人拿出私人所有,而且负责写稿,各按计划担任工作,在极短期间,有志竟成,“新闻天地”出版了,获得社会好 评如潮。社中推出卜少夫老大哥为社长,继续共同努力,其后“新闻天地”续在上海、香港出版。直至2000年少夫兄病逝,“新闻天地”挺立四十余年,在出版界也创有记录了。

1945年 春,陆铿奉命出国,首次出访欧洲盟军,任代表中国采访记者,同行有乐恕人、毛树清等共八人。那时我们居住的房屋,屋主收回,我们和遇选一家,加上另一同 事,三家人联合买了一处,有大院子,三间房,雇一男工料理早晚两餐。平静的生活,忽起波涛,久盼的胜利竟然来到,日本宣布投降,举国欢欣,重庆若狂。

1945823日中宣部新闻处派令荆荪任南京接收专员,他在南京接收四家报馆,并奉命筹备南京中央日报复刊,任报社总经理,复刊后接任报社总编辑,陆铿回国任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

自 渝迁京,我们两家共居住于南京太平路大杨邨,大杨邨是西式楼房,共有三栋,一个大院子,树木整齐,我们住西办一栋,我家住楼上,大声住楼下,各有三个房间 及饭厅,佣人房等,共用一个厨房,而厨房很大。是我家先住。遇选住过很短时间,便去美深造。以后惜珍姐迁入,她在中央医院任牙医。然后是陆铿归国,与荆荪 又同事中央日报。朝夕相聚,春秋佳日,余暇之时,两家也一同出游,游遍金陵。更同游上海、杭州西湖、无锡太湖,同游庐山,乘坐滑竿等,青春结伴,留下无数 美好的记忆!

其时我将有第三子出生,惜珍也有了两个儿子。业务蒸蒸直上,但在一切安好之下,大局不妙,先是中孚扬子公司、孔宋贪污案在中央日报揭露,引起轰然巨波,揭发此案的陆铿以机智与坚定,虽然避过这次劫难,它后续的影响却是无形的,深远的。

有 一天我上菜场买菜,看到一家煤炭店的老板娘在说:“有一天我的就是你的,你可以拿去,你的也是我的。”我心感觉奇怪。几天后,甚至有店家被抢发生,人心已 慌乱。晚餐时分,荆荪回家宣告,即刻清理东西,到明晨全家离京去沪,暂住上海王新命先生家数日,以待计划。马老师已奉命,最后报社移台湾出版,先令员工眷 属撤出。次晨京沪车站人潮拥挤,火车顶上都满了人。我与母亲及三个幼儿由荆荪派社中同仁代为护送,他则负责留守南京的重任。过了一星期,荆荪来沪,云船票 已购得,明晨一早送行,茫茫前途,初尝离别滋味,不禁泪下。

1948年中央日报迁台出刊,荆荪任报社总编辑,黎世芬任总经理,社长马星野。经搬迁成功,台版迅即复元,原班人马,在台经营成功。其后,荆荪在服务中央日报期间,复与好友耿修业等创办“大华晚报”,出任董事长,修业主其事任社长。

荆荪偕婆婆来台,一家人在台团聚了,我们在台又添了一子二女,共有六个孩子,十口之家,生活日见艰难。荆荪只有努力笔耕,为各大报写社论,谋取稿费,以补家用。

中央日报虽日见欣盛,马老师终于退位了,以待更有能者。1962年荆荪转入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与邱楠兄同事,三年后升任副总经理。

1970年,台湾戒严时期,时有不当审判,荆荪被牵入,坐牢15年。

1948年陆铿正式离开中央日报,惜珍回到家乡,陆铿在美时曾代订一套牙医器材,过程需时,此时正由美运出。陆铿国内外,四处奔走积极力求发展,已决定在日本办报(前一度在广州初试啼声失败了,坐牢数日,经于右老营救脱身)。19491210日得悉云南有变。大声挂念惜珍及子女都在云南,急于回去抢救出来,未计后果,坐上飞云南飞机,一抵云南便被捕入狱,坐牢22年。自兹陆铿与荆荪一别四十年,不通音讯,甚至永别,再无见面了!至1991年陆铿获准莅台,荆荪已逝世三周年。我与长女珊珊陪陆铿至墓地,一淗伤心之泪。我则深感陆铿的恩义。

惜珍姐在大陆获得放行后,即定居美国,孩子也都长成了,寻求立足与安定。我与惜珍姐也常通信,彼此关心。

勇敢的陆铿,出狱后,仍有许多不屈不挠的精彩事情,在新闻舞台上演出。繁不细述,诸如1978年在香港与胡菊人创办了百姓杂志。

1991年来台,在南港中央研究院,面对青山,定下心来,写下“陆铿回忆与忏悔录”,这是陆铿留下的重要著作。值得对中国近代史有兴趣的人,仔细阅读,以及有志作记者的参考学习。

选舞和惜玉留美生活,在同辈中是较幸运的。我想至少惜玉可以陪伴姐姐,给她一些安慰。虽然惜珍姐身边还有五位明理而孝顺的子女,毕竟陆铿与蓉芝的结合有负于惜珍,更重伤孩子们的心。是陆铿内心深感忏悔的。

2005年,大声是因衣复恩将军之丧来台,看望老朋友。居住在衣府住宅,距离我家,仅几步之遥,所以当晚接电话,而且见面。一见大声,即感觉其非常瘦弱,与以前的健壮,不可相比。429日早上,蓉芝来电话,大声发烧,跌了一交,已送长庚医院,至晚上高烧不退,陷入昏迷,检查为脑炎,发出病危通知。受王永庆先生关照,长庚医院悉心医治,至624日康复出院,但已失去记忆,连“铿”字自己名字也不认得了。他亲弟陆锵夫妇每天去医院看望,自制鸡汁为他进补,陆铿病后拒绝进食,一概不吃,全赖蓉芝细心照料,慢慢的乘其不注意时,进以一匙,再进一匙,并每日喂以高蛋白营养素,蓉芝辛劳备至,不以为苦。

在此同时期,朋友先后谢世,有卜少夫、丁中江、周培敬、乐恕人、丁燕石等。

大声素有愿回云南省亲,20074月 大陆当局准许陆铿返乡。蓉芝认为大声除了失忆,行动举止尚可,为他得赏心愿,就陪他去云南一行。大声到了云南,亲友一概不认识了,但还能保有应对礼貌。云 南归来经过台北,再留十天,有机会在我家设宴欢聚,还有几位朋友在座。那时他已知道自己是陆铿,我告诉他,“你是大记者”,他坐在客厅沙发上,我拿出他送 我的回忆录,他翻开回忆录,可以读出其中句子,指出自己的照片,蓉芝说在家里他天天抱着看回忆录,像小学生读书一样。陆铿视回忆录如至宝,说“这是我的 ”,我说“你已送给我了,我愿就送还他吧”。蓉芝藏起送还给我,说家中有好几本。

送行时,我女儿李瑚伴随送出,他问“你与这家有何关系?”我女儿曾多次随伴照料他;“我是李荆荪女儿”,他又问“李荆荪是谁?”,回答“是你的好朋友”,“那很好啊!”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别!

以前他在台时,朋友一起常有饮宴,他喜欢点鳝糊,近年来食量减少,只吃清淡素菜,又一次尝到一碟醋拌薑丝,非常合胃口,大叫“这奇妙滋味,再来,再来!”

2008621日 陆铿辞世,台北两大报、中国时报和联合报,都有大幅报导,时报的标题是“陆铿辞世,忘了亲人,忘不了采访,热情、讲义气、不枉此生”,联合报的标题是“两 岸黑名单都有他,陆崔恋说要忏悔终不悔”,陆崔恋是有争议的,但两人相交二十年,自陆铿患阿兹海默症后,蓉芝不离不弃,悉心照顾,争议的恋情也成传诵的佳 话。

时光忽忽又一年,追忆漫长岁月,有欢乐也有遗憾,给我们无尽的感伤和永远的还念!

2009年2月1日 星期日

江春男:一代报人的古典

高龄89岁的老报人陆铿,在未得老人痴呆症之前,一直靠写稿为生,新闻生涯横跨两岸三地。他先后坐过国共两党22年牢,出狱后又分别被两岸列为黑名单。但他热爱新闻,奋勇写作,直到提不动笔为止。他的去世,为古典报人的传奇划下句点。

陆铿在前年即罹患阿兹海默症,生活全靠崔蓉芝处理,去年才被允许他回云南老家访问,了去多年心愿,但此时他连自己儿子都不认识。中共早已改革开放,却仍坚持折磨一位老人到这般地步,实为极大讽刺。

关大牢20年仍爱写作

他在20多岁时创办《新闻天地》,不久被国民党关进牢房。中共建国后,身陷共党大牢,随后又被判刑10年,接着又追加刑期,前后关了20年,直到文革结束才被释放。先后在香港和纽约继续办杂志、写专栏,一辈子都在爬格子。
1982年他替党外杂志《八十年代》写文章,呼吁蒋经国不要兼任党主席,结果被新闻局列入黑名单。三年后,他访问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香港「百姓」半月刊发表,使他再度列入中共黑名单。后来这篇访问记变成胡耀邦泄漏国家机密,被逼下台的主要罪证之一。

热爱新闻同业叹不如

陆铿的热情坦诚,富有感染力,很容易卸下被访者的心防,得到当事人的信任,他相交满天下,采访工作无往不利,但他锲而不舍地追逐新闻的热情,让同业自叹不如。他似乎永无止境,不计代价为新闻而新闻,从东岸到西岸,从香港到台北,为一件小事,非追到底不可,直到80岁还是如此。
可惜他对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了解,远不如他对政界秘闻的渴望。他对李登辉、陈水扁和宋楚瑜等人之好恶,早已超过新闻记者的专业界线,对两岸问题的理解,却跳不出民族情感的层次。
但是他的热诚慷慨和义气,永远令人如沐春风。他的全心投入,至死方休的新闻狂热,对新闻界而言,更属于难以追寻的古典精神。

20080623日苹果日报/凌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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