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9日星期一

郑东阳:陆鏗最像华莱士

逝者华莱士:偶像没有黄昏 / 郑东阳

2012-04-09 03:54 |  标签: 迈克华莱士美国CBS邓小平 | 字号:   打印文章
华莱士

当微博上传来华莱士过世的消息时,糟透了,那个93岁的老头,那个和中国两代领导人谈笑风生的华莱士真的走了.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华莱士也许是某个篮球运动员的名字,比如那个天价的水货、外号天尊的大个子,还有篮板怪兽大本。 而范长江、李承鹏、邓飞会给那些课堂上一边接受无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一边用手机刷微博的孩子,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但对不少中国媒体从业者来说,华莱士就像个标杆,他所取得的成就或获得的尊重与赞誉,令人无比的羡慕。而他的节目和《华尔街如何讲故事》、《公民凯恩》等书籍和纪录片一样,不会被列入新闻系学生的教科书,却是最经典的教材。

第一次看到迈克.华莱士这个名字是在《邓小平文选》上,那是父亲单位发的学习读物。还在读初中的我是四月青年,在脑海里,华莱士的形象是教科书上的某个侵华的八国联军,而另外一个出现在邓选中,较为温和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 则被我想象成梦露。有了伟大的互联网后,某日想起这二位,才一睹真容——那个分辨率极为低下、除了国外情色网站,其他网站大部分图片只有几十K的年代,华莱士帅得像奥斯卡影帝,而法拉奇很像港剧里的女律师或者某个很严肃的修女,只是她见到邓时笑得幸福得像宋丹丹和蔡明。

此后开始有幸在课堂上看到有关他的特别节目,图书馆借到那本大量篇幅用来描述他四次婚恋的书籍,以及那个BT和GOOGLE还能正常使用的岁月里流传的有关“谈笑风生”的视频。两年前,我还能听到经常丢昂贵手机的教官那部使用时间最长的诺基亚里播放出的来电铃声,那段夹着英语单词和对华莱士的赞誉、香港同行的鄙视的上海口音。每当铃声响起时,我总是想起他节目的一些镜头。比如他突然造访某个政治人物住处,把麦克风放到人们的面前时,我本能望向门外,仿佛能听到他的敲门声。

从没人说过电视记者华莱士肤浅,他的风格正好相反。此后,他又放弃这种突袭式采访,变成了咄咄逼人、不回避式的面对面访谈,那些坐在他对面的人们,包括7位美国总统,总是让人替他们捏汗。他报道的话题广泛,从水门事件到临床忧郁症,采访过霍梅尼,内贾德,也采访过马丁路德金、安-兰德、里根、肯尼迪、克莱门斯。

当时有位老师很喜欢那个去丽江当副市长的主持人,并认为他是黄颜色版的华莱士,但我每次看节目时,却总为这位大哥的问题揪心,与肢体语言丰富、幽默风趣的华莱士相比,他给我得印象更多的是对日本小姑娘福原爱、外国领袖、驻华使节咄咄逼人。

如果只是这种态度,几乎每个大学寝室楼都会有一个华莱士。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呛声和反对,当你说某个女生很漂亮时,他会告诉你胸不够大。在你为朝鲜人民身处的那个国家感到绝望时,他会比马哲与马经老师更坚定地告诉你资本主义多么黑暗,好不容易轮到你插话,附和着批评华尔街时,他又会告诉你华尔街是多么神圣的殿堂,欧洲左派是多么的荒诞。

最可怕的是他对藏獒的态度,前一刻他会告诉你藏獒的智商有多低、只适合当肉狗,而你抱怨藏獒无用时,他就说长得帅难道不是宠物的标准吗?只有考试挂科或者暗恋那个被他说胸小的漂亮女生未遂时,才会想到找他彻夜聊天,你占用他的电脑玩魔兽,而他在边上喋喋不休告诉你沉迷游戏的好处和坏处,接着打开自己的书柜,展示他读过的《社会契约论》与《论法的精神》的中文版和英文版,嘴里冒着浓厚的泡面味。

华莱士就像网易一样有态度,拥有质疑精神,甚至拥有F1般的侵略性,但就像华莱士所说得那样,“这基于我们的调查足够扎实,满足了这点,任何我们的电视观众可能想问的问题,我都会毫不留情地追问被访者,这有可能是抓着别人的隐私不放,甚至是无理的、挑衅的。”“什么叫新闻?政治上的婆婆妈妈和家庭中的吵架拌嘴叫新闻吗?新闻从业者的良心是什么?我们的社会有这么多问题摆在前面,但我们更多的新闻从业者只把双眼盯在白宫的胸脯和好莱坞的屁股上,这不仅是渎职,也是可耻的逃避行为!”很放肆、很张扬,但却很真实,不做作。

在这个国度,不少媒体从业者几乎都有公知欲望,他们自诩最客观、看的书最多时总是会透露出一丝傲慢和偏见,不装深沉甚至难熬过黑色的夜晚。我相信,不少人曾经都是“寝室版华莱士”,他们的确有公知范儿,在我们沉迷于猫扑时,他已经迷上了豆瓣和凯迪,我们进入了凯迪时,他已经转战1984,我们沉醉于老罗语录时,他已经开始读冯唐,接着开始成为交际花,结识其他“华莱士”。当你阅读了艺术大师、那位著名红色诗人的儿子与十位大陆知名媒体人的对话后,这种感觉会更为强烈。

我相信华莱士也会沉迷于他的光环,毕竟他是享誉全球的CBS著名节目《60分钟》的主持人,但他却不是意见领袖,无论他的名气再大,问题再尖锐,观点再独到,他给人的印象永远只是记者。他的成功源于他的提问,而非观点和答案。他以自己的职业为荣,只是在经常列席法庭,坐在被告的位置,听着自己和同事不断地被叫作说谎者、造假者甚至叛徒后,对深爱这行当的华莱士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折磨。“我作为一个记者的道德和名誉被撕裂了,即使审判结果完全有利于我们,都不能弥补这种伤害。”

但人无完人,当华莱士所在的节目没能顶住广告金主烟草公司们的公关,删除了该行业的黑幕报道后,华莱士与未能顶住压力的制片人分道扬镳,而更为坚守原则的同事伯格曼则对最后妥协的华莱士提出在此分手。在他的自传中,对伯格曼,数次提到自己心怀的歉意。这个帅气的老头的真实和率真,让我第一次觉得偶像没有黄昏,比如我喜爱不得了的罗大佑,看到他在一些电视台发飙、演唱会上喜欢说教时,会觉得罗大佑老了。

一个同样充满质疑精神、文字漂亮得一塌糊涂、率真得永远像大男孩的前辈曾让我看到他身上有华莱士的影子,但他终究不是记者,很难想象某天他会与某个政要面对面访谈,虽然他出色的逻辑和广泛的阅读适合成为所有中文杂志的专栏作者与主笔。
图为陆鏗


而华人世界中,1949年那个为了接自己漂亮的老婆,毅然从香港飞回昆明,此后被新政权关入大牢的陆铿最像华莱士,起码在风流这一优点上很接近。从1950年一直到1975年,除了曾短暂出狱三年外,这位民国著名记者在牢房中共计渡过了22年的光阴。

无论是其出狱前后采访或者交往的胡耀邦、蒋介石麦克阿瑟、马歇尔、德国空军元帅戈林,亦或是在《中央日报》上揭露孔祥熙、宋子文贪污外汇美金,并在蒋介石面前痛阵利弊,还拒绝透露消息来源时,都极为帅气,也获得“永远的记者”的美誉。而1948年,民国副总统宣战中,他是于佑任的发言人,在讲台上与竞选对手李宗仁的发言人程思远PK,唇枪舌剑,风头劲健。而华莱士也曾有过这样的机会,但他拒绝担任尼克松的新闻秘书,并答道“我还是愿意一辈子当记者。”

当记者不易,一辈子当记者更难。某天,我在世贸天阶与来自台湾的某位前辈闲聊,倍感振奋。他跑新闻时,蒋经国还可以像家长一样关怀着2300万台湾人;他采访不厚等大陆高官时,还只是记者;他入行时的实习生已经是其他媒体总编辑时,他还是记者。我好奇问他,“您会觉得委屈不?”他摇了摇头,“我起码很自由嘛。”

某日,在另外一个饭局里,我隐约听到电话那头,值班的副总编辑正在亲切称呼他为老师,和他商量报道要如何修改。而在一次报道引起的风波中,他的总编辑被调走,而他却留了下来——当华莱士,或者拥有那范儿也得看国情。我开始同情公知和寝室版华莱士,天妒英才啊,否则你们混迹的地方会是哥伦比亚或者CNN,起码也得是凤凰卫视,而不是微博与乌有。

去年年底,单向街书店里,李海鹏与许知远带着书籍《晚来寂静》和《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与读者见面时,曾被读者问及冯唐,李海鹏没回答。许知远说,冯唐等不少作家非常沉迷于自己的个人化书写,总是沉浸在一种浅薄的情绪中,简单地说,就是自恋。

我想曾经在GQ工作过的李海鹏老师不回答多少事因为他和冯唐一样有文艺范,不好做评价。虽然许知远老师是我比较欣赏的公知(非微博公知),但我喜欢冯唐的率真、自恋胜过喜欢从政的高山族姑娘。无论是华莱士,还是台湾前辈,能让自己那些非低级的兴趣和钟情的事业永远不变成黄昏的人都是我的偶像。

2012年3月26日星期一

李金铨教授新近提供两幅照片

图一右起陆鏗、李金铨、卜大中 (一九九三年六月在明尼苏达大学)


图二右起陆鏗、胡绩伟、许家屯(在李金铨教授家的Party上)

2010年6月22日星期二

張偉國:中国新闻界空前絕后的陸大哥


《大记者——陆铿纪念文集》編者的話
发件人 陆铿(1919-2008)

【六月二十二日是陸鏗先生去世兩周年的忌日,特刊發這篇舊文紀念中國新聞界這位傳奇式的人物——作者注。】
一、
陸大哥的去世讓我感到中國社會越來越少的那種朋友和俠義之士或許就此絕跡了。
 我受到的共產黨教育中,如果把陸大哥待人處事的江湖義氣擺進去對照,那絕對是要批判改造的重點對象。事實上,在我成長的這個年月和環境,党的一元化領導 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江湖已經被徹底改造,成了一個歷史名詞;義士也全被打倒在地再踩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党文化灌輸世界上沒有無緣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階級鬥爭為綱成為 區分敵友和是非的標準,人性、人道主義、人的良知被完全扭曲;說謊、告密、造假成為時尚和生存方式,義氣只有在《水滸傳》等文學作品裡才能看到。所 以,一九九三年來到海外以後,當我見到一個從頭到腳滿身散發江湖義氣的陸大哥,驚訝的程度可想而知,仿佛見到一件稀世珍寶,甚至覺得自己回到了党文化批判 舊社會。歷經二十二年的國共監獄的磨難,非但沒有改造掉他江湖義氣的秉性,倒讓他更像太上老君的八卦煉丹爐裡出來的孫行者——練就了火眼金睛和更大 的法道。
因編輯此文集的機緣,拜讀了各位陸大哥舊雨新知的回憶文章,對於外界評論陸大哥新聞第一,女人第二的評價,我覺得應該做一點修正:陸大哥是義氣第一
 
一見面就是二十年的朋友、無論老少都讓人稱呼他陸大哥、任何情況下總是朋友第一的急朋友之所急”……,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他全身的血液裡奔騰著義 氣,他的每一個細胞裡都洋溢著義氣,他的靈魂便是義氣之神的轉世;陸大哥在新聞專業上的成就,可謂是敗由義氣,成亦義氣。這在唐德剛、李金銓、俞國基等多 位行家的文章中有精彩的記述。
二、
說起來也怪,每當面對陸大哥的時候,我總想起一個人——胡塞,原來《世界經濟導報》的副總編輯,我的老上司。《世界經濟導報》當時之所以成為一張開創大陸 改革風氣的報紙,除了有欽本立這樣有膽識有擔當的總編輯,還有一批起關鍵作用的副總編輯,如胡塞、陸平、張楓、熊永石、陳揚等,其中尤以胡塞的作用最為突 出,當時的版面設計、標題製作和整個報紙風格的形成,他都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以至於外界評論這張報紙的時候有欽本立的膽子,胡塞的腦子一說。
在記憶中,我也是最早從胡塞嘴裡聽到陸鏗這個名字的。一九九一年春節前夕,剛出獄的我嘗試以自由撰稿人方式謀生,開 始給港臺一些報刊撰稿,那年夏天在與上海公安捉迷藏的時候,我曾寫了一份給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的萬言書,報告了自己親歷的公安員警圍追堵截 人權狀況,通過朋友幫忙輾轉送到香港,在《百姓》雜誌刊發。一九九三年臨出國前,我去胡塞府上道別,胡塞談起了在《百姓》上刊發的給萬里的萬言書,並給我介紹了該雜誌社長——陸鏗原來是《中央日報》的副總編輯、採訪主任……以後在其他老報人如邵瓊、朱嘉樹處,也聽她們談到過陸鏗。
與陸大哥見面接觸以後,我又發現胡塞有與他非常相似的特點,就是見多識廣,尤其是跨行的朋友多。記得一九八七年春夏,為準備中共十三大進一步推動開放改革深化的報導,報社派我去雲南、重慶、湖北、湖南、江西等地採訪,當年並沒有記者證一說,外出採訪除了靠關係主要是用報社的正式介紹信,但我 隨身攜帶的並不是報社的介紹信,而是胡塞以朋友身份給當地領導寫的私人信函,如給當時的武漢市委書記王群、江西省長吳官正等,這些信函給我的採訪開了綠 燈,獲益匪淺。那時起我就有一個感覺,這些老報人和現在的新聞記者完全不同,他們有一種特殊的親和力,很容易與自己的採訪對象一見如故甚至變成朋友!在陸鏗的新聞生涯中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本紀念文集中的很多作者都有這方面的親身經歷。
三、
 剛到海外時,陸大哥就來約我為《百姓》雜誌寫稿,不久還與崔蓉芝一起親自來我的住處取稿。後來他也邀我參加一些朋友的聚會、介紹我認識老報人徐東濱先生 等。羅孚先生寄居三藩市灣區那幾年,偶有同行、朋友聚會,也常見到陸大哥。當然,在一些會議上如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一年一度的傑出民主人士頒獎典禮、明尼 蘇達大學兩岸三地的研討會、雲南護國首義八十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等, 也常有機會見到陸大哥的耀眼風采。在我印象中,每次在這類活動上見到陸大哥,他幾乎都是穿針引線、呼風喚雨的角色。直到2006年那次的傑出民主人士頒獎典禮活動,陸大哥在崔容芝的陪同下仍堅持出席,雖然笑容滿面地配合著與會朋友的合影請求,但他因病已經變得非常安靜了。
還記得,那年在洛杉磯的一個酒樓,參加金堯如、許家屯、陸鏗、阿城等人的一個晚宴,當時許家屯剛剛在香港《信報》發表了論述和平演進的文章,引起外界很大的關注,許先生正與人進一步研究探討大陸國營企業的改造。對此,原香港《文匯報》總編金堯如先生相當不屑,竟然在大庭廣眾對許家屯率直地提出了批評意見,大意是指許先生對大陸當局一些關於經濟改革的宣傳信以為真、心存不切實際的幻想!許先生雖臉色不悅,但仍顯示一個政治家的風度靜默以對,當場並沒有申辯自己的觀點意見,包括一旁的陸大哥在內的其他同桌,也都靜默無聲,唯聞金堯如先生耳提命面……。現在回想起來,這可能是我與陸大哥的接觸中,見他唯一一次的失風”——放棄宴席聚會的主導權。當然,從另一方面看這恰恰展現出他客隨主便的禮儀。
四、
有時候,我腦海裡會閃過一個念頭:假如當年(一九四九)陸鏗沒有回昆明?假如當年(一九七八)中共沒有放陸鏗到香港?
當然歷史是已經發生的事情,不可能推到重來一遍,但有些被人有意無意忽略的細節,串聯到一起的時候,也許可以成為我們揭開歷史之謎的鑰匙。
如中共之放陸鏗到香港僅僅只是一個偶然行動嗎?從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原香港《大公報》負責人羅孚、原香港《文匯報》副總編曾敏之和原統戰部官員胡治安等人的文章,可以看到與陸鏗同時離境的是一大批人,而且是不同職業界別身份,除了國民黨戰犯,也有著名記者和文化人如朱啟平、曾敏之等,在這些人中 間,當局者對陸鏗的重視是非同尋常的,如為了安排他能順利離境,乾脆讓與他情況相同的(在香港並無親戚而希望離開大陸去香港的統戰對象)相當一批人同時去香港,這個細節遠比鄧小平等中南海最高層在陸鏗放行的文件上圈閱同意更為重要!更無須說公安部、安全部與中共在香港最高官員之間有關陸鏗角色、作用等的討 論,陸鏗被淩雲宴請和被許家屯選中作為海外中文媒體記者採訪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放在這樣的背景看對於陸鏗角色的爭議,陸鏗的老友卜少夫等人關於:鏗是被中共派出來統戰的的評論,包括後來海外輿論中對陸鏗更加尖刻嚴厲的批評,都有其邏輯上的合理性。
事實上,陸鏗的確為北京做了當時最好的公關,以他自己的言行最大限度的拓展了中共在海外的開明形象,比如對胡耀邦、張愛萍等改革官員頗具個性的對話採訪,比如對胡喬木鄧力群王震等中共黨內保守派十分到位的揭露批評……,這在客觀上是起了統戰部、中宣部所起不到的作用。
問題是作風海派、朋友義氣超過組織原則的陸鏗,並不總是按照中共設定的牌理出牌,邏輯規則有時對他是完全失效的;他急公好義、兩肋插刀的個性,不僅是當年的老蔣總統無法駕馭,後來也時常跳出中共如來佛的掌控,陸鏗在為北京做出特殊貢獻的同時,也情不自禁的介入到中共高層變幻莫測的派系鬥爭,或者說被權力鬥爭所利用,……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時常與現代新聞的客觀、中立的特質形成衝突,卻是陸鏗、欽本立、胡塞等這一類中國老報人新聞生涯的重要特色。
五、
無論怎麼說,外界和陸鏗本人都是把陸鏗定位做一個記者,然而中共則不儘然。在正常(非權力鬥爭風氣雲湧的時候)的格局中,不管他本人是否願意,他被安排的角色是一個統戰對象,費彝民說,此人朋友多影響大,放出去能發揮作用。如果工作做得好,他不至於走到對立面上去。這是當初對陸鏗放行的出發點,而後他被選中進京採訪胡耀邦,說明北京對他發揮的作用和影響是滿意的並且還有更高的期待;然而當中共權力鬥爭白熱化以後,無意中被捲入上層權力鬥爭的陸鏗又變成了替罪羊,功在國家功在民族恰恰被當作了他的罪行,這個時候中共黨內至少有一派不僅僅停留在把陸鏗當統戰對象上,而是乾脆把他當自己人的,這是他淪為無情打擊、殘酷鬥爭對象的根本原 因,據此原先屬於統戰對象的特權后來也被完全褫奪,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這麼多年中共始終把他列在黑名單上。在這些中共高官的眼裡,陸鏗在海外就是做了再多再 大的好事,也不足以補償他對中共帶來的傷害
在這層關系中,胡耀邦對陸鏗的評價前恭後居的變化十分典型——在接受採訪時,胡坦承在歷史上欠了陸鏗一筆 賬;在下臺做違心檢討時不得不承認被壞人陸鏗所利用。這種變化也是陸鏗與中共關係演變的寫照,當中共由胡耀邦、趙紫陽那樣開明的領導人主事,國家表現出一 種向現代民主政治文明轉型的希望,俠義心腸的陸鏗義不容辭的要助上一臂之力,這時陸鏗是中共的座上賓,也是他一生中與中共關系的蜜月時期;然而當開明領導人失勢下臺,中共杜絕政治改革之路,重新露出極權專制本來面目的時候,陸鏗就成了犧牲品——一個讓中共當權派深惡痛絕包藏禍心的壞人,並拒之于國門外!而他的這種遭際,恰恰就是前一輪——因為介入臺灣政治,得罪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而上了海峽對岸的黑名單的翻版。
六、
陸鏗是新聞記者,他不但採訪新聞,而且本身也是一個不斷出新聞的新聞人物,雖然他常被時代的巨浪沖到社會的邊緣,在國共兩黨的監獄中度過了二十二年,一九 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又有十八年被中共拒絕入境,然而他總是努力的向大時代的舞臺中心衝刺,並數次次成為了舞臺中心的焦點(李金銓語)。正因為如此,陸鏗的角色是非常多 面的——遠遠超出了他自己定位的犯人與記者這兩種角色——你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你就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陸鏗,而他的社會角色跨度之大、難度之高,恰是變幻無常的時代縮影。他遭受的坎坷磨難,充滿傳奇的探索和奮鬥,代表了這個民族和國家對自由民主的嚮往。他的離世,標誌著老一代報人探尋新聞自由的終結。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經濟開放發展的過程中,後發國家憑藉某種主客觀條件可能越過某些個歷史發展階段,直接進入現代化社會。如果排斥新聞自由的一黨專制中國模式是貨真價實的話,陸鏗的一生或許就意味著新聞自由在中國大陸尚未發育成長便已夭折、滅絕,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竟然與新聞自由時代失之交臂?!放在這樣的背景下看,陸鏗這樣的記者出現在華人社會,絕對是空前絕後的!問題是沒有了湧現陸鏗式記者的社會環境、中國模式無疑將徹底埋葬新聞自由,對人類現代文明究竟意味著什麼呢?著實讓人不寒而慄。
在編輯這部文集的時候,自然免不了借助互聯網查閱一下相關的歷史資料、人物背景等資訊,不期然也想到一個問題:陸鏗之後的中國新聞界將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呢?
至少在中國大陸:互聯網的興起,近四億網民的世界最大資訊市場,尤其是近來微博的發展,網路迅速形成民意的超級能量,及其可信度和影響力已經超過了傳統媒體,一黨專制對資訊傳播的壟斷性控制已經露出了難以挽回的敗象。
縱觀中文網路,似乎可以看到無數個陸鏗、陸大聲、陸大哥、陳荊蓀……,他們個個藝高膽大、義薄雲天,為弱勢群體仗義執言,挖掘腐敗黑幕不畏艱險,揭露特權惡行人人不怕坐牢恐嚇,推動憲政民主奮勇爭先……我忽然覺得,陸鏗的靈魂已經轉世,千萬個陸鏗在茁壯成長。我終於明白了,陸大哥何以自稱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了。
七、
編務說明:
陸大哥最後那幾天,曾慧燕來電希望我能抽空去醫院看看,因為崔容芝已經撐了那麼久了,實在太不容易了,看看她和家人有什麼需要幫助。那時因為我也身體欠佳,住處離三藩市來回要四、五小時的車程,加上其他瑣事纏身,竟然錯過了陸大哥的臨終送別。
當崔容芝來電話要我編輯此書時,很自然我就把它當作了一個補救機會。
此書編輯過程中,崔容芝和程凱不辭辛勞,長途駕車來寒舍商定相關細節。本書的稿源大致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專門約請作者撰寫的稿件,另一部分是作者已經發表的文稿。這中間聯絡作者、查詢資料、安 排打字、協調編務等主要工作,大多都是崔容芝親歷親為,陸大哥的長公子可望先生也給予了積極的協助。文稿的收集和文字的輸入校對主要由林南嶽先生和程凱先生幫忙完成的。
我作為責任編輯在此一併致謝。


发件人 陆铿(1919-2008)



附注:《大記者——陸鏗紀念文集》已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田園書屋經銷

2009年10月6日星期二

郭冠英: 中華民國萬歲


发件人 陆铿(1919-2008)
陆铿不願見到林森的畫像流落坊肆,而自掏腰包搶下畫像。右为崔蓉芝。



「為國存史」這是國史館送給陸鏗的感謝牌上的四個字,感謝陸鏗把林森的畫像捐給國史館保藏。




陸鏗在接受時說:「這個國,是指中華民國。」全體來賓為之鼓掌。




陸鏗當天講了一段很富愛國感情的話。他說中國人對中國歷史要尊重。在他們這個抗戰的一代,今皆已八十以上,林森主席代表中華文化,不能被豪門棄之如敝屣。即使敗家,也要敗得有個譜。現在台灣強調出埃及記的情況下,中國文化這個脈絡不能斷,此畫由國史館保藏應也能對台灣的脈動發生些正面的影響。


陸鏗這段「貶古憂今」的話,當然得到在座老人的共鳴。接著幾位老人說話後,突然點著要焦仁和上去講話,他推辭再三,仍不得已上去講了。大家都期待他官話幾句,那知他是講了官話,但講得很好,有感情、有內涵。




他說:「陸先生與諸位先進,都在擔憂中華民國,其實不必。中華民國並不繫於一、二人,看看當日的豪門,與今天中華民國有任何關係嗎?中華民國要靠我們這一代繼承您們的志業。只要我們堅持民主自由,中華民國就能存續。我已坐五望六了,我們一定把中華民國維繫下去,請各位放心。」




焦仁和講完了下來,我不禁對他說:「你講得好。」




「好!」只是安慰了這些老人的心,但我深深想,其實焦並沒有真正觸及問題的核心。套句現在最當紅的話,焦仁和給了他們一顆威爾鋼,但殘酷的是,他們所愛的中華民國在那裡,他們找不到了;甚至,什麼是中華民國,定義也不清楚。當天在座的似都對豪門深惡痛絕,陸鏗報導豪門貪污,差點掉腦袋,後來還是靠皇帝開恩而免死,「故如今仍然憤憤」,但國史館要保存的,不正是這些豪門的東西嗎?而痛心的是,治史者視為寶貝的東西,傳璽者視為神聖的東西,對於豪門來說,只是不堪回首的家族史,甚至是鬩牆史,當然棄之如敝屣;而且,在座的人今天在社會上有點名望,又何嘗不是因當初身受豪門之庇蔭,有人是家臣,有人是官宦,中華民國沒有了,他們不也有點責任?



吊詭的是,陸鏗痛貶豪門,但他最好的朋友,還是老夫人的親信,豪門的專機隊長。




還有,想更深點,是豪門創建了中華民國,還是敗掉了中華民國?如果不是他們的,他們又怎麼能敗掉?要談敗家,三十八年那次把偌大的個家敗掉了,別說要有譜,當時有命沒有都不知,拖了四十年,小家也敗掉了。在此之前,豪門之內也鬥來鬥去。老夫人死了丈夫,被兒子掃地出門,兒子老病,老夫人又回來,沒幾年,兒子的班底又把豪門趕走了。扯到最後,是豪門拋棄了中華民國,還是中華民國趕走了豪門?豪門如果今天仍在國內,有心維繫中華民國脈絡,這個新的國家容許嗎?歡迎嗎?




對豪門來說,還有很多老國民黨及中國人,他們所熟悉的,曾參與塑造的中華民國已經沒有了,他們還在乎那些老歷史遺物嗎?還在乎那些蝗蟲谷的破桌爛床嗎?還在乎地下室那幅破畫像嗎?你陸鏗記得他是中華民國主席,願花一千二百五十美金買份回憶,但在我們豪門來看,林森不過家臣而已,他與胡適、嚴家淦沒兩樣,這種人多得很,有什麼可珍惜的?




家敗了,當年在重慶陸軍大學內為林森建的大墓,文革中給紅衛兵扒了,現在又修復,但屍骨已無存了。亂世中人命不值錢,何談保史?




今天,豪門的大家長,其遺物、其照片、其畫像,仍好好的保存在中華民國最精華地段的大廟裡,但出了大廟,豪門,以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已全被否定了。走不遠,原放豪門摯友陳納德的公園,已改成聲討豪門暴政屠殺的紀念公園,大家長的遺物不知能放多久了,最可慮的是,大家長的遺體也不知暫厝到何時了。




豪門,現在仍像個菩薩樣的供在那兒,中華民國的新貴,到了美國的首善之都,都會去拜望一下這位老的中華民國代表,但老太太心已冷,沒什麼興趣再關心世事了。她的中華民國不在台灣,也早離開了大陸,紐約帶去的只剩些回憶,門,早關了。


其實,老夫人從來就不太是個中國人,她從小受西方教育,其家族支助了中國革命,投對了資,這個革命又是反帝和反資的,然後,她下嫁了那位新軍閥,這個人靠她重建了帝國主義和江浙財團的支持,把原有的中華民國推翻了,旗、歌、首都也改了,原來的革命也逆反了。當東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與西方帝國主義利益衝突時,老夫人是中華民國的代表。他們領導中國打勝了日本,但其本身的腐敗無能又造成了人心的疏離,最後是失去了中國,退居台灣。當年,老先生就憤憤的說:「中華民國已亡了。」




陸鏗有衝勁、有傻勁,但他的革命並不徹底。他敢向豪門挑戰,但只能偶試皮毛。只有毛澤東與共產黨才敢全面向豪門宣戰,拋頭顱、灑熱血,可歌可泣,終究徹底推翻了舊政權,但它又走向另一極端,徹底否定了西方政治及民主法治,結果反有助於豪門統治在台灣的合理性。陸鏗雙受豪門及極權之害,最後還是回到豪門餘緒之地,他今天老友尚存,新友不斷,但總是若有所失。他甚至想在台灣安家,但是國家一天一天不認識了。豪門被否定了,但他愛的中華民國也一起掃入歷史的垃圾堆,以致他只能在其中拾遺。他找到的不是一張中華民國主席像,那就是他的中華民國像,以致他要在捐像之時,大聲呼喊:「不要忘記中華民國。」




抗日之時,中國面臨最危險時候了:「保衛中國」,大家都同心一志,但今天,中華民國並無亡國之憂,但什麼是中華民國,大家眾說紛紜,形容詞一大堆,其實都在否定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成了膏藥,所以陸鏗是老人們之憂,甚至包括許多中國年輕人,並不沒有道理。




如果中華民國的存在是毫無疑義的,那怎麼會需要提醒,怎麼會要去聖經中找解釋?




焦仁和說只要堅持「民主自由」,中華民國就能延續,此一前提當然很可以討論。中華民國以前並非民主自由,但她仍然稱她是自由中國,豪門老夫人在美國還是自由民主的代表。其實三十八年那次敗家後,「民主自由」就與中華民國的存在有所矛盾。可以說三十八年以前,如果豪門有點誠心實行民主、家不會敗得那麼慘,但三十八年以後實行民主,一者不可行,二者也會加速兵敗山倒之勢。總之,三十八年的那次大敗,注定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民主困境,這裡面也不必細說了。




日本在戰前並不自由民主,但她的國家凝聚力仍很強,即使戰敗,其國家仍能存續,其舊土仍思歸附,甚至戰犯仍是其國家英雄,其歷史並未中斷,故無保存歷史的問題。而中華民國,前十七年的歷史全被後政權否定,後政權內部又分裂,以致於楊墨又相否定。三十八年後新中國又否定了舊中國,豪門在七十八年消逝後,其主台的四十年歷史又部分被否定,且愈來愈否定,甚至否定中國、否定中國文化。在這種情形下,搶救一幅老人的畫像,成了否定這種否定的努力,但中華民國能否存續,仍要看整個中國在下一世紀的發展而定,總之,在座這批老人有生之年,是不會有肯定的答案了。




最後,我不知道焦仁和是否話中有那麼深的意義,或許點破對他也不太好,他似乎在說,過去那種以一、二人來決定我們國家命運的時代過去了,現在自由民主,是我們可以來決定中華民國的命運。他說這話,一方面是安慰,一方面也是自勵。「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中華民國的前途,就在你我手裡。



不要嫌我說得太長,中國近代史太複雜,是非恩怨太複雜,我只是提出幾個思考的角度,已經盡量簡短了,謝謝各位!




中華民國萬歲!




[1999/05/30 中國時報]

2009年9月22日星期二

吴庸:胡耀邦与记者陆铿的非凡友谊

胡耀邦在总书记任上接受记者陆铿采访,陆以《胡耀邦访问记》为题详披露,引起极大轰动。有人把这访问与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对邓小平的访问相比拟,但就所披露问题的尖锐性而言,陆铿超过法拉奇

发件人 陆铿(1919-2008)

图为胡耀邦在中南海接受陆铿采访,中为中新社副社长王瑾希(1985年5月10日)

远在1949年12月,陆铿就被中共囚当时香港飞昆明接家眷,不想被误为“代表阎山接管云南,入狱4年多。后被安排为省政协委员,至1957年鸣放,在劫难逃,按历史反革命兼右派,获刑10年。刑满后,又以“此人反革命能量极大,不适合在社会上生活,应当继续控制监狱里”,再关8年直到1975年当局“特赦”在押国民党官员,经“清理小组”童小鹏、罗青长、凌云等多次研究,送上涉及陆铿等人专题报告,由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圈阅,又专门以《关于陆铿去港具体安排的请示》获准,陆铿夫妇才得以于1978年离京抵港。公安部长刘复之与安全部长凌云对陆铿过专门关注,对他去港有过特殊期待,凌云说,假如在经济上多给些帮助,可能(他)对共产党的态度会好一些。1984年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托人以祝寿之名送给陆铿10万港币贺礼,得到的回答是:“感谢你的好意,但不能收你的钱。”可见,陆铿虽然“回归自由”,中共权力却仍然继续监视并企图收买他在公安与安全部门看,陆铿不过是“历史反革命兼右派”的在押释放人员,需要继续榨取他的利用价值。

胡耀邦却不持公安部和安全部的观点和态度。眼中,陆铿是受过中共“极左路线”迫害的记者,是无数冤假错案的一员。他以同情和抱歉之心接待陆铿。请看采访一开始,胡总书记就说:请坐!你在国内时,吃了不少苦头吧。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关心他遭受的无辜的牢狱之灾。当陆铿表示“大时代嘛,个人算得了什么”,胡重申:过去在国内,你是吃了不少苦的。陆铿仍表示不以为意,胡说:但是作为我们来讲呢,还是使你受委屈了……深切的关怀、由衷的同情并怀有诚恳致歉之意的表示,说明胡耀邦是把陆铿作为一个“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来看待的,这样就有了平等对的基础。在整个采访过程,胡耀邦始终诚相,不打官腔,因此才能实事求是地接触诸如对台动武、胡乔木的表现、军委主席任职等这类敏感话题。胡耀邦对陆铿的态度公安部、安全部对陆铿态度有着本质区别。

通读《胡耀邦访问记》,你会发现:这不是如一般采访那样一问一答,主客分明,这篇访问记实际是一场平等对话,相互切磋、探讨,彼此聊天、谈心。陆铿毫不含蓄地指责大陆“人浮于事”,“这个包袱怎么背啊?太大了嘛!而且只进不出”;率地胡耀邦《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非常保守”,“海外的反应普遍不好”。这些批评,应该说是切中肯綮,直击要害的。只有胡耀邦这样胸怀宽广的中共领袖才能引来记者如此直言不讳的陈情。陆铿所以这样直言不讳,由于他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他希望“中国大陆自由、民主、法治、富足”(《胡耀邦访问记》前言)这是胡、陆之间可以交流思想的共同的政治基础。

胡、陆对话长达两个半小时。陆铿感到占用总书记时间过长颇感抱憾时,主动请辞。但是,他一辞再辞,胡耀邦却一留再留,两人似有谈不完的话题,彼此都不愿失去这一良好机遇。《访问记》的这结尾部分把一位中共总书记与一位资深记者那种相互了解、相互关爱的情感呈现于读者面前,双方体现友谊关系是史无前例的。

陆铿打断谈话内容,说:今天非常感谢你,你这么忙,还要工作,也应休息,实在不敢再占用你的宝贵时间了。(准备告辞)胡却说:没关系嘛,再谈;你深圳去过吗?(此前两人正在谈论陆铿准备访问的地点,问他是否去过深圳,表示把谈话继续下去的愿望。)于是借这个机会,陆铿冒昧地向总书记提出想与被罢官的王若水见一面,请总书记予以关照。胡耀邦马上回答:可以嘛,怎么不可以呢?他还是我们的同志嘛!陆铿说:他的确是你们的宝啊!胡耀邦就向他解释,对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种提法,今后再也不用了!他犯了刑法,就接刑法处理,就是犯罪分子。戴什么政治帽子呢?接着,陆铿又表示对魏京生判刑问题的关心。他满腔热诚地希望大陆环境略为宽松,让自由、民主气息略为浓,让王若水这样的“宝”真正得其所。此种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令人感动

陆铿第二次请辞是这样开始的:我看,耽搁你的时间够多了,我应该向你告辞了。(但是,的确有说不完的话、表示不尽的关怀之意,于是,陆铿接着提问)顺便问一句:你看,是否有可能到香港去看看?这样,两人又谈起胡耀邦赴港的可能,里根邀请胡耀邦赴美的应约可能。陆铿的中心意图是:希望你能各处去看看。胡耀邦同意:当然,开开眼界也有好处嘛。”于是两人议论起中央领导人,谁可能访港,可能访美。话题又连续不断地展开。

陆铿实在不忍再谈下去,乃有第三次请辞。陆:那就到这里,我告辞,感谢你。胡:哎,怎么说感谢呢!历史上我们该你一笔账嘛!陆:我不是来讨账的。我是要通过我,一个独立的记者的直接观察认识胡耀邦先生是怎样的人。胡:哎,个人算得了什么,你应该把重点放在认识国家的面貌上。陆:现在这个国家是你和你的同志们在具体领导,希望你的领导越来越顺利。胡:我也搞不了多少年了!陆:至少还可以干几年。请留步,不要送了。(看来,这是边送行边谈。凭着陆铿对中共的深刻认识,临别时,他有一点之言不能保留,要提醒胡耀邦。于是,我们看到在送行时如下急切对话。

陆:最后还有一句话,你叫你的孩子(指胡德平)去研究《红楼梦》,这是件好事。

胡:是他主动,不是我叫他的。

陆:可是,你并没有阻拦他呀!

胡:我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啦!

陆:你有不同的意见?

胡:是啊!

陆:这是一件好事嘛!

胡:好是好,可不是当务之急。

陆:像你这样的地位,让孩子弄得凌空一点比较好,最好是不要涉及到政治上来。

胡:我倒没有干涉孩子们。

陆: 世界上的人,多数是反对一代传一代的世袭,那是封建的玩意儿。所以你让他搞《红楼梦》研究,……

胡:是他自己的选择啊!

陆:你没有把他弄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倒是很高明的。

胡:我们用人是个人定不了的。

陆:从孩子来说,你能尊重他们的选择,做一个开明的父亲,总是好的!好!再一次谢谢你,再见!

胡:再见!好!再见!一帆风顺啦!

这番临别赠言已经超出采访意向,却是陆铿不能已于言者。凭陆铿对中共的领悟而向胡耀邦提出的这些话,是出自他的深切关怀之意,只有交往深的朋友之间才会有这种心灵的坦白陆铿当然知道中共体制内权争的激烈博弈以及家族文化的强悍背景,为此而有对胡耀邦的劝告:孩子最好远离政治,以保自身平安。这是旁观者清的预言,胡耀邦作为当局者一时难以领悟,只好以赞为“开明的父亲”而结束这心灵通。

难得的采访,难得的对话,难得的友情寄托,难得的心灵交流,为中外新闻采访史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任何硬币都有它的另面,《胡耀邦访问记》也有它的另面。当这篇原计原味,原话原貌,两万多字的访问实录即将付印时,中共港澳工委得到它的校样,火速呈现在胡耀邦面前。总书记作了7处改动,关键是将与王震的关系为“南辕北辙”部分删去,将评说胡乔木在“文革”与“批邓”中表现不良部分删去,将军队“论资排辈”、让邓兼任军委主席部分删去,称陈云为“老同志”改为“老革命家”。当中共港澳工委正副秘书长火速向陆铿传达这些改正意见时,陆以“已经付印”为由拒绝改正。(《永远的首席记者,永远的新闻主角――专访老报人陆铿》)胡耀邦的下台与这篇访问记的发表关系甚大,尽管不是决定性关系。陆铿后来甚为追悔,他在《大记者三章》一书中专有一篇论及此事,名为《一言丧邦之后》:“事后反省,这样做,不是对一个像胡耀邦这样没有心机的人应取的态度。严格地说是一种欺人自欺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至少是良心的谴责。”唉!世界上十全十美的是不存在的人生友谊也是如此

(2009.6.28)

原载《大记者——陆铿纪念文集》

2009年9月13日星期日

阮銘:陸鏗的好友陳宏正

圖(左起):陸鏗、唐德剛、陳宏正、阮銘

陸鏗兄去世時,我寫過一篇紀念文字,提到他的兩個「終生不渝」:終身不渝的自由新聞戰士,終生不渝對他的夫人崔蓉芝的愛情;還提及崔蓉芝女士的抱怨:「他終生不渝的是朋友,朋友一有事,就把我放在一邊了。」

前幾天海倫(朋友們對崔蓉芝的稱呼)從舊金山打電話來,告訴我她要出一本紀念陸鏗兄的文集,指定要我寫一篇〈陸鏗的好朋友陳宏正〉。我想,陳宏正也是我的好友;我們相識,出於17年前陸鏗的介紹,海倫此命豈能不遵?

那 是1992年我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時,台灣的國關中心邀我參加在台北舉行的「中美歐」年會,發表一篇論文。當時的那個「中」,是指台灣,不是中國。陸鏗 兄得悉我將第一次訪台,打電話來說:「你到那裡人地生疏,我給你介紹一位朋友陳宏正,讓你會後多留幾天,到處看看。」

到了台灣,與會者被安排在凱悅飯店住宿,開會就在近處的國際會議廳,步行即可。但每晚會議安排的各部門宴會多在市中心,那時交通堵塞,六點開宴往往延到七點才趕得到。

會議結束前夕,陳宏正來了。高高瘦瘦的個子,戴副眼鏡,看去是個學者型企業家。他話不多,簡單相認之後說:「明天,換個地方,去圓山飯店住,我來接你。」

第二天就住進了圓山飯店。那裡居高臨下,視野寬廣,交通也方便。宏正兄說要帶我去玩玩。我說會議已安排去過不少地方,像故宮、新竹科學園區,還有金門(當時尚未開放,是由空軍駕機去的)。他就帶我去遊陽明山。

從 此我們成了好友,照宏正兄的說法,是「一見如故」。那時我每年只能到台灣一次參加學術活動,因為我雖有美國綠卡,但無國籍,算「大陸人士」,規定入境台灣 每年不得超過一次。接著1993、1995、1996那幾年,我與陸鏗兄約好一起到台灣,與宏正兄相聚。1997年我到淡江大學教書,接著陸鏗、海倫夫婦 在台北忠孝東路有了住房,相聚的機會就多了起來。每次都由陳宏正發動,邀集他和陸鏗的共同朋友,或長住台灣的,或臨時從國外來訪問的,在一起餐聚。

有 一回,柏楊在餐桌上說:陳宏正是台灣知識分子的「大護法」,對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下遭難的知識分子,陳宏正總是不遺餘力地給予支持、幫助。據我所知,受共 產黨迫害、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陳正宏也一樣是「大護法」。從戈揚、嚴家其到天安門學生領袖王丹、柴玲,包括我自己,都受過他的幫助。1995年柴 玲、黎安友教授和我一起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辦中國農業問題研討會,邀請台灣、美國、中國三個國家的專家、學者參加。台灣參加的有陳希煌、焦仁和、曾永賢、張 榮豐等人,中國參加的有吳象、吳明瑜、孫長江、鄭仲兵等人。當時這樣一些人物同美國人一起開會,在哥倫比亞大學也是一件大事。臨到會前,黎安友對我說,由 於中國來的人較多,有人年紀大需要夫人同行照顧,費用超過原來預算,問我能否請台灣方面朋友幫忙。時間緊迫,我打電話告知宏正兄,他立即匯來一張五仟美元 支票,並堅持不要用他的名義捐助。但哥倫比亞大學按規定必須開具捐助者的免稅證明,只好開了我的名字。那次會議宏正兄沒有來,陸鏗兄從香港來,以記者名義 全程參加,寫了報導。

相識既久,我察覺陳宏正雖然與陸鏗一樣喜交朋友,但對象有所不同。陸鏗是大記者,他的朋友涵蓋政、軍、學、商各 界,範圍極廣,他邀我同他去見過的,就有蔣緯國、梁肅戎、余紀忠、丁懋時、丁中江、馬樹禮、張佛千、楚戈、王永慶、王昇、蕭政之等,都是他的「老友」、 「好友」;他樂於帶他的新的「好友」去見他的「老友」。

陳宏正的朋友,大都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李遠哲、彭明敏、余英時、張光直、柏楊、卜大中等,還有年輕學生,如王丹、柴玲。陳宏正還在紐約參加戈揚、司馬璐兩位老人的婚禮,擔任證婚人。這是戈揚告訴我的。

我 初見他時的第一印象沒有錯,陳宏正確是喜愛讀書的學者型企業家。他是台大學生,雖然學的是經濟,成了企業家,但自由主義思想「終身不渝」。他在台大時深受 殷海光薰陶,我看在殷海光的學生中,真正夠得上繼承他的自由主義傳統的,陳宏正是第一人。在台灣,胡適、雷震、傅正、殷海光、張忠棟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 代表去世之後,在台灣學界看不到他們的傳人。有些自稱殷海光學生的人,早已轉型為民族主義者,不是藍色民族主義者,就是綠色民族主義者,各為其虛構的「中 華民族」或「台灣民族」揮棍舞棒,這就使陳宏正的默默貢獻更顯得難能可貴。

這些年來,陳宏正成立了殷海光基金會,出版了《雷震全集》 47冊,編印了《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9大卷。在台灣和中國,陳宏正都舉辦過胡適、殷海光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術討論會,但似乎未能激起他期待的迴響。 隨著全球第三波自由民主浪潮的退卻,自由主義的聲音在世界、在台灣已日益微弱。陳宏正的好友,張忠棟、張光直、柏楊、陸鏗又一個個逝去。最近遇到他,神情 中多少流露出一點寂寞之感。難道「大聲」(陸鏗之號)走了,陳宏正身邊的自由快樂之聲也隨著遠去了麼?

2009年4月12日


(作者為台灣綜合研究院顧問)

李澤厚:主動把握自己的一生

——讀《陸鏗回憶與懺悔錄》

图为陆铿与崔蓉芝一九九七年夏与李泽厚夫妇一起郊游

陸鏗兄的這本書,在定稿前曾給我看過,一看即不忍釋手,惟我當時剛到臺北,並宣佈“三不”(不講演,不寫文章,不接受採訪),故未作反應。如今我要離開臺灣轉赴美國教書,似乎可以寫點什麼了。

但 是,寫點什麼呢?自己卻想不清楚。記得讀陸兄書稿時,相當快速,好像是窮一、二夜之力就通讀完的。這當然是因為文章好、故事吸引人;同時恐怕也因為基本是 同代人,某些事情一經提及,如南京的國民代表大會等等,當時的情景、氣氛便又浮現眼前。雖然往事如煙,卻依然似昨,令人難以忘情。然而,畢竟又時日如駛, 物事全非,今日當年,恍若隔世。因此陸兄重新娓娓道來,揭其秘辛,時間的過去和現在似乎交融一片,真有如聽白頭宮女談往年盛事,備感親切,又不免感慨系 之。但年輕一代不會有這種感受,這就使人更增感慨;歷史終將不斷淘汰,被人遺忘,只剩下書籍典冊中越來越陌生,越來越“中性”的僵硬史料;歷史終竟是歷 史,不再存在了。在這方面,陸兄的書也無疑由於保存了許多第一手史料(如蔣介石準備提名胡適競選總統、與胡耀邦的長篇談話,等等等等)而頗具價值。

陸 兄年事已高、閱歷多、交遊廣,而身體健朗如壯年,對這樣的老人,我不免有些好奇,想請教一些從人生經驗到養生之道的問題。而陸兄的回答,便是他在書中所再 三講到的那句話:“禍兮福所倚”。也就是禍福常相倚轉而難以預測的道理。本來,人就生活在紛至遝來的各種偶然性之中,現代人生,尤其這樣。人生中的很多事 情,其利害、得失,其價值、意義,並非一目可以了然,或一時可以論定,它們每每因緣相繼,禍福相隨,陸兄以自己坎坷而豐富的一生不斷驗證著這一點。

正 如書中所記述,如果陸兄不是克服各種困難執意親自去昆明接夫人,就不會有二十年的囚禁而備受苦辛,幾乎餓斃。但如果不去昆明,當然會順利地轉來臺北,以陸 兄新聞記者的衝動而“初生牛犢不畏虎”,如此亢直敢言,恐怕在五十年代就被送往綠島而一命嗚呼,又豈能有今日?又如,當年捋虎鬚揭露孔宋集團的貪污大案, 闖下了幾乎有性命之憂的大禍,結果卻履險如夷,反因此而年輕卻名滿天下,為後來鋪下錦繡前程。此外,如青年時代由湖北襄陽去雲南保山得到各種“吉人天相” 式的意外支援;如關進監獄反而在“文革”中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如此等等。當然,最為驚心動魄的還是那件因“獄吏”叫錯號而差點被槍斃的“故事”。如果不 是鼓足勇氣去“拒絕死亡”(對好些人來說,常常可以是事以至此,分辨無由,便糊裏糊塗地接受了死亡。)陸兄早就成了一名屈死鬼。但是,那位並未叫錯號而被 槍斃的,不也仍然是屈死鬼麼?一個並無過錯的好人,只因上級設組命名的偶然,而被當做特務處死,不也是十足冤枉麼?只不過是屈死的形態和曲直有所不同罷 了。世上屈死的鬼何其多也!偶然性的捉弄人,何其殘酷和悲慘?!

活 著不容易。人生是如此的不確定,偶然性是如此的強大和捉弄著人們,究竟什麼是人生的真諦,如何估量生活中的得失、是非、禍福,從而主動把握住自己的一生, 不是值得好好思索一番的麼?海德格爾常問:“存在是什麼?”存在不就是這個麼?不之有在這對命運(也就是人生偶然性)的詢問、探索和行動中,才能充分體會 海德格爾之問麼?

這就是我讀《陸鏗回憶與懺悔錄》的感想。信筆寫來,已離題萬里,尚請讀者原諒。

【作者简介】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人,生于1930年6月,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
李 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八十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 路径上艰辛前行。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

2009年9月8日星期二

朱永德:与老报人陆铿(大声)往还20多年中一些独特的回忆

大声兄过世迄已逾年尚未写过任何对他的回忆。新近收到一些纪念他的文字。因与他交往二十多年中,有些聊带历史意味的琐事简述如下作为我对老报人的纪念。

首先,大声兄是云南保山人。说到云南,是我第二故乡。我在云南度过抗战,直到高中毕业。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的不少同学是名学者儿女同班的闻立雕(闻一多次子),冯宗越(冯友兰次子),潘乃穆(潘光旦次女), 杨振平(杨武之次子)等。同时也认识些云南权贵们的子弟像当时民政厅长李培的儿子和女儿,省主席龙云儿子都曾是附中同学。其中大部分, 如今刃有交往。记得在昆明住时,还随先父去圆通山唐府拜望唐继尧的后人多次,因唐氏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与先祖父同学。到我离开云南,云南话已成了我的第二母语。故我每遇到云南朋友也倍感亲切。

1995年尾,云南护国起义八十周年之际,大声兄在旧金山筹组了云南护国首义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也应邀参加,并提论文说明为何云南起义是近代中华民族反帝国主义和反专制,起死回生,真正的转戾点。会中也见到不少云南同乡,龙云的儿子今是波斯顿燕京楼的老板。 除了其他云南同乡会的代表。会中也有民主教育基金会的创办人和理事会主席。但我第一次遇见大声兄,却有较复杂的背景。十分偶然。

1980年代中期,里根总统任内,中美关系的黄金年代。因其时是六四之前,也是中美联合倒苏的时期。我当时刚转到罗城理工大学执教未久。由于两个因素使除了教历史以外,在学校负责直属校长室的国际交流和服务部门。一则中国正好改革开放,中美间的教育和贸易关系,方起步。二因我校教育重在应用。所以校方特设了国际服务部门,专为美国实业界咨询协助美国公司中国打交道。也是看看我们这些所谓的亚洲学专家对于中国打交道,究竟有多少实际用处。当时服务对象有一家公司与中国合医药器材。首先是和北京一家工厂合作生产隐形眼镜。投资了几百万美元。由于当时中国外汇缺乏。两造间的合同有一项规定美方公司在中国所赚到的钱购买中国产品运回美国。美方公司, 因投资不多,也为了想在中国市场捷足先登,做了一个三年计划。预备三年后再处理利润问题。孰第一年结束时, 隐形眼镜的销售已达到三年后的目标。该公司在中国生意之成功,应归功于公司内另一位宾大华顿商学院毕业的华裔经理钱某。这时该公司问题是如何即刻处理这些赚到的人民币。买什麽中国产品运回美国为有利

该公司在中国考察的结果,发现南京的光学仪器制造工厂的产品有利可图。因该厂所制的显微, 其镜头非常精致,全是手工所磨,但显微镜的金属外壳,则甚为粗劣其售价相对而言,十分便宜。运回美国,换上该公司自己的壳子,又有极好的利润。所以决定将人民币换显微镜。这笔交易,美国公司必须和这家光学仪器工厂的母公司洽谈。当时母公司的董事长是由中国名生物学家,复旦大学的谭家桢教授兼任。于是该美国公司邀请谭教授罗城访问。这是当时中美间贸易时例行公事。授到达纽约之后, 为了礼貌,美方公司特请我代表该公司坐了公司的飞机到纽约拉瓜蒂亚机场去接谭教授。

当我抵达拉瓜蒂亚机场见到谭教授时,他旁边站了一位华裔彪形大汉,经介绍始知是久闻大名的报人陆铿。谭教授接着问他可否带同这位朋友一起去罗城。我的回答当然是欢迎之至。当飞机起飞以后不久,陆即过来坐在我旁边,问我到罗城在旅馆登记妥当后, 可否为谭教授打听一下邓质方的太太在那医院生孩子。并且希望我可以带他们先去医院,后再参与美国公司的活动。其时因距晚宴时间尚早。我因在兼理与中国的交换学者事务。所以打了几个电话,知道邓质方的太太就在罗大附属医院生产。再电话询问医院,何时访客的时间?知道六点以前皆可旅馆距医院相去不远。当我们三人进到妇产科病房时,正巧邓质方也在,我就退到旁边,让陆大哥说明来意了。

我所以说明这件事,也旁证唐公德刚所形容的陆铿见人第一面,就如交了二十年。再者,他在纽约,早就知道小平同志的媳妇在罗城医院生孩子。换言之,小平同志有个孙子还是美国人朝一还有资格参选美国总统呢!也说明老记者消息之灵通。自此之后,八零年代后期开始,当美国华人学界举行讨论两岸问题或日本侵华会议时也常邀陆大哥参与。也许因为他在国共两方当权下,都因言论不够自由同样牢狱之灾。所以晚年对海外民运的各种活动都十分支持和起劲。我最后一次见到陆大哥,就是在2007 主中国教育基金会成立二十周年,在加州湾区举行的庆祝年会上。

那一年,之参加民主基金会的年会,并作为主要发言人之一,因我是海外民运的大力支持者。事实上正因不是,才被邀参加,以平衡讨论会中不同的意见。我虽对民主的普世价值从未怀疑过,也确认民主是五四以来国人所追求的最基本目标之一。但对于如何能真正成功的走向民主之路,从民主在西方发展的经过,是需要具备若干条件的。所以若要在中国推行民主,的捷径是如何加强这些基本条件。同时还得冲淡中国文化传统中,某些不利于民主发展的因素。在这一点上,我是十分赞同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经过一个阶段的训政时期,才可以进入民主的宪政时期。不过训政时期的内容是有些讲究,也是任何时候皆可开始的。恕在此不赘。

开会那日正当讨论会要开始的时候,崔女士扶着陆大哥入会场。坐在听众席的前排。会场中一阵骚动。大家的情绪即为之提高了许多。当讨论部分一完毕会议告一段落时,多人趋前向陆大哥致意。他呆呆的,随着崔女士的示意,微微的点头答礼。当我向前和他握手时,崔女士推推他的膀子,一面说朱教授来和你握手。他脸上的表情像是似曾相识,呆呆的望了望我,嘴角带着一丝微笑,随即又进入了他的玄想世界,其表情又像在深思什麽似的。这就是我脑海中最后一眼的陆大哥。可以相信,他的晚年在崔女士悉心照料非常福的。而他的一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勇者无惧最好的典型。

朱永德

罗切斯特理工大学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