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5日星期五

陆铿(维基百科)

陆铿、崔蓉芝在《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发布会上(1997年)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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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畢業於重慶政治學校新聞專修班,曾任二戰期間中國駐歐洲戰地記者、《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1949年4月,因辦《天地新聞日報》被下獄,為于右任閻錫山所救。1957年被打成右派判刑入獄,1975年獲釋。1978年4月底赴香港,與胡菊人創辦《百姓》半月刊。
1982年公開評論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身體健康不理想不應連任總統,被中華民國政府列為不受歡迎名單。
1985年5月10日在中南海訪問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整理成《胡耀邦訪問記》發表在同年6月出版之《百姓》半月刊上,後被中共引用為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罪證之一。
1990年因協助許家屯定居美國而遭中共拒絕入境。1994年7月至1997年8月,於《財訊月刊》連載〈陸鏗專欄〉。1998年,於《信報財經新聞》連載專欄〈百姓為念〉。
晚年與劉宜良(筆名:江南)的遺孀崔蓉芝結婚,旅居美國三藩市。2005年患阿兹海默病,2007年3月30日獲准以探親名義返回雲南老家居住[1]
2008年6月22日早上10點05分,因肺栓塞病逝於三藩市,享年89歲。

著作[编辑]

  • 《麥帥治下的日韓》:(南京)中央日報社1947年5月初版
  • 《風雲變幻的鄧小平時代》:(香港)百姓文化1988年4月初版;(台灣)前進出版社1988年8月初版
  • 《鄧小平:改革舵手?歷史罪人?》:(香港)百姓文化1990年初版
  • 《陸鏗看兩岸》:(台灣)遠景出版社1996年3月初版,ISBN 9573905191
  • 《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台灣)時報文化1997年7月初版,ISBN 9571323349
  • 《李登輝的最後抉擇:陸鏗忠言》:(台灣)財訊出版社1997年11初版,ISBN 9578390025
  • 《別鬧了,登輝先生:12位關鍵人物談李登輝》:陸鏗、馬西屏採訪記錄,(台灣)天下文化2001年10月初版,ISBN 9576219272
  • 《大記者三章:記者的精神與作為》:(台灣)網路與書出版2004年9月初版,ISBN 9572956744

參考資料[编辑]

  1. 跳转^ 陳啟禮三人赴美殺江南

外部連結[编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8%E9%8F%97)

附录:百度百科网页 陆铿条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6%E9%93%BF )


【一言丧邦】陆铿回忆录:我对胡耀邦下台的忏悔


 1985年5月10日,胡耀邦在中南海接受陆铿采访,中为中新社副社长王瑾希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接受我的访问,交谈两小时,结果引起轩然大波。
中共中央(87)八号文件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第八号红头文件,对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下台,作出了说明,其中一条罪状是“破坏集体领导原则,不和政治局其他同志商量,就接受包藏祸心的陆铿的访问,泄露了国家机密。并听任陆铿肆意攻击我党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书记处书记(邓力群)”。
从我来说,决未料到这篇访问记会被中共的极左势力作为向胡耀邦进攻的利器,甚至成为导致他被迫下台的一个重要诱因;因此,即使得知闯祸,当时并未产生自责情绪,只觉得是中共的斗争哲学造成的恶果,不过,作为当事人之一,自然产生弄清真相的愿望,应该承认到弄清真相以后,我是深深自责的。
一九九五年八月,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兼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所著《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在香港出版。
吴江说:“在广大干部和知识份子的眼中,胡耀邦是一个富有革命热情和正义感的人,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人,一个当政以后依然具有牺牲精神的人,一个为人直率、敢于直言、即使在恶劣环境中也能保持独立思考精神的人,一个公道正派待人宽厚、与人为善、好学深思、拚命工作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天真的人,一个好像没有多少政治机心的人,因此信任他的人都为他登上这个岗位而担心。同时,他本身又确有一些弱点为人所议论,或容易为人所乘。例如,他喜欢即兴讲话,讲话又坦率随便,有人对此,时有微词。因说话随便而为自己招来大麻烦的,莫过于一九八五年五月胡耀邦接见香港记者陆铿的那次谈话,这次谈话在胡下台时,甚至成为他的一大‘罪状’”(见吴江著《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页一三○)。
吴江在其书中提出:“胡耀邦为什么下台?一般归咎于当时发生的学潮,认为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官方公报更指责胡耀邦破坏集体领导原则,如若根据当时渴取代胡耀邦地位的某人在政治局‘生活会’上所做的几乎整整一天的批判发言(这个批判特别利用了一九八五年五月胡耀邦接见香港记者陆铿的某些谈话内容),则胡耀邦的错误更是数不胜数,可谓苍天难容。”
应该坦率指出,当读到“数不胜数”、”苍天难容”之句,我才深深感到给胡带去的麻烦之大,而兴起“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感慨与自责。作为一个独立的记者,在整理纪录时怎么会想到还要在笔下保护中共中央总书记呢?!何况那是一次录音访问,他怎么说,我怎么记。结果,唉!
说起录音,当我到达北京后向负责接待的中国新闻社社长王士谷和副社长王瑾希提出时,他们表示不可能。原因是并无先例,从来没有人带录音机进中南海访问。而且,即使在美国,记者也不能带录音机进白宫总统椭圆形办公室。我说,因为访谈的内容很重要,如果没有录音,记录错误,究竟是总书记负责,还是我陆铿负责呢?老实说,我负不起这个责任。他们把我的要求报胡耀邦,胡先生却说:“他要录就让他录吧!”说明此公真是一位毫无机心、待人宽厚的君子。
胡率真口无遮拦实例
再以表现其率真的一面看,有一段关于王震的话,是极为生动的例子:
陆:王震老先生三月间到美国走了一趟,他是你的浏阳老乡吧?
胡:是的,不过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
陆:呵!那是南北呼应。
胡:也可能是南辕北辙。哈哈……
(以上对话见《胡耀邦访问记》页一六──一七)
我当时整理录音时,只感觉这是胡的风趣与幽默,并没有认为是个问题。
怎样访问到胡耀邦的
按照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其名著作《一九八四》的预测,一九八四这一年将是独裁横行、民主受制的一年。而我偏偏不信邪,选中这一年,在纽约创刊《新独立评论》,自八月起在纽约《华语快报》上每周刊出一次,以学习胡适先生等一九三二年五月在北京创刊《独立评论》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
到了同年十一月十一日,约了翟文伯、唐德刚、田弘茂、朱永德、杨力宇、郑心元和我一共七人发起,由香港《百姓》和纽约《华语快报》主办,邀请反映左、中、右、独不同政治立场观点的学者、专家齐集一堂,举行“中国前途讨论会”。
传播媒介,对此次会议也很重视,除纽约中文传播机构外,海峡两岸官方通讯社和各大报均派人前来采访。北京中国新闻社副社长王瑾希女士和记者郭招金(现任香港中国通讯社社长)不远千里专程赴会。
自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海外不少有心人就希望组织一包括不同立场观点人士共同探讨中国统一问题的会,均未能如愿,此次会议得以顺利举行,各方无不誉为创举。
就在会议结束当晚晚宴后,王瑾希女士代表中国新闻社向我发出了访问大陆的邀请。我表示,我是一个记者,要去北京就得进行访问。她说好,你可以提希望访问谁。我说,当然不出邓、胡、赵呵!她让我自己考虑决定,并通知他们。
我在就在邓、胡、赵三人考虑以哪一位为采访对象时,首先排除了老邓。想到以老邓的强势作风,遇到我的穷追不舍,到时候,他很可能把我轰将出来,或者把我丢下扬长而去。而就胡、赵作一比较,胡坦率而赵有城府,加上胡排名第一,连老邓排名都按体制在他之后,所以最后决定提出访问胡耀邦的要求,没有想到,胡很快就同意了。
这里面,当时出掌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许家屯也帮了忙。我和他谈了中新社邀我北访的消息,他估计邓小平接受访问的可能性很低,而胡却有可能,并答应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反映我的情况。许后来在他的香港回忆录里透露出了对我的评价:真诚、正直。政治上“批毛不批邓”,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我想这也就是他当年向中南海反映的基调。对我顺利访问胡耀邦,当然起了推动作用。
北京方面在一九七七年春由曾任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为召集人的五个部负责人,对我要求出国所作的审查结论,直到胡耀邦当面跟我说:“你吃了苦头了!”和“历史上我们欠你一笔账”。我才知道结论原来如此。
认识胡是什么样的人
我之所以有兴趣进行这一访问,是因自二十岁做记者以来,一向对研究人物有瘾,而胡耀邦当时在大陆排名第一,平反冤、假、错案,口碑载道,很希望通过直接观察,认识一下胡耀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访问大陆,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陆有新闻,从海峡两岸三地看,新闻最多的是大陆,问题在于如何发掘。
其次,就中国的命运看,虽然台湾声称:“中国的希望在台湾”,但她同时声称:“中国的前途在大陆”。只要大陆实现了自由、民主、均富,台湾、香港还怕什么?因此,能够有和中共高层人士对话的机会,就应该把握住,反映海外华人的意见,使中共有所警惕和改正。
神州百姓的幸福,为举世华人所关注,中共作为统治阶层,自然应对大陆百姓的自由幸福负责。而大陆百姓向来缺少进言的渠道和机会,知识份子本于良知,应该为他们说话。而胡耀邦又是一位比较能听得进不同意见的人。
所以我愿抓住这个机会,一尽记者的社会责任。而访问的结果证明,胡耀邦确实是一位心向百姓、值得尊敬的人。
胡原定五月九日接受采访,因当天他要宴请一位纽西兰贵宾,怕宴客时间影响了我和他谈话的时间,建议改在十日,以便有充分机会交谈,反映了他的周到,能为对方着想。
十日的访问在中南海进行,由家人陪同前往。胡耀邦穿了一套普通的灰色西装,给人以短小精悍、和蔼可亲的印象。他立于厅前,表示欢迎,一一握手,集体合影后,杨惜珍和二儿子可信、长孙女赞美三代人被安排参观中南海,再次反映胡耀邦的周到。事后,小赞美说:“真是大开眼界!”
访问时在中南海内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厅进行,大厅正面一幅巨大的工笔花卉和锦鸡双飞图,色彩鲜艳脱俗。正中两把红绒面子的单人沙发,胡和我各坐一把,中间一张紫檀木茶几,上面摆了一盆鲜花、四个茶杯。我和胡及坐于胡身后作记录的秘书先生各饮一杯,另一杯空着,这原来是接见外宾时给翻译准备的。胡和我的两个茶杯中间,有一个烟灰缸,胡的香烟一支接一支抽。在两个小时对谈中,我喝了三杯茶,胡也喝了两杯茶。作记录的秘书先生,年龄在四、五十岁之间,埋头振笔疾书,他的那杯茶自始至终未动。
访问开始,胡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国内时吃了不少苦头吧!”他诚挚的歉意表示,被“左王”们弯曲为“阶级投降主义”。在极左分子看来,对一个反革命分子讲这种话,简直是对无产专政的亵渎。
到底泄露了什么国家机密
至于中共中央一九八七年八号文件中,指胡耀邦向我泄露了“国家机密”。我仔细地又重复阅读了一遍《胡耀邦访问记》,约分六个部分:台湾问题;人事安排;军队问题;邓力群与胡乔木;新闻政策;人权问题。我从这六部分客观地冷静地搜寻“国家机密”何在,发现胡在谈台湾问题时,承认中共如对台用武,还没有力量。他说:“国际上谁都知道我们没有力量”。甚至透露:“连封锁力量现在也还不够”。这可能被当作机密。
其次即他说:“再过七八年,上十年,我们经济上强大了,国防的现代化也就有办法了,台湾的广大人民要求回来,就是你那个少数人不愿意回来,那对你就是要带一点强制性了。”
这一段话,可以视为中共武力犯台的规划,不仅台湾反应强烈,蒋经国一九八五年视察金门时,特别提到胡耀邦对记者发表谈话,毫不隐瞒要对台动武,号召军民提高警惕,加强战备。连外国通讯社也将它解读为中共准备对台动武,首经法新社根据《百姓》半月刊发表的《胡耀邦访问记》引述,再经英美大通讯社转发,一夜之间传遍世界,受到国际重视。
美国国务院以最快速度,于《百姓》上市的六月一日先将《访问记》中有关台湾部分及时译出,接着又于六月三日由联邦广播资讯服务处(FBIS)全文译出,并刊载于国务院发行的《每日报导》(DailyReport)。美国国务院并通过外交途径为此文向北京当局表示关切。他们质疑:邓小平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中共建国三十五周年北京阅兵时,还表示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为什么隔半年,胡耀邦就表示要动武呢?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一日李洁明在华府代表美国国务院举行了一次新闻简报会说:“胡耀邦的话是被一个非常具有进攻性的记者逼出来的。”
直到廿一日,也即《访问记》发表三周以后,美联社还自华府发出消息说,关于北京可能在台湾海峡动武的问题,中国、台湾、和美国之间进行了急速的交换意见。
事实上,胡耀邦先生谈到台湾问题时给我的总印象,仍是希望中国和平统一,而外国记者从新闻刺激性角度出发,把“那对你就要带点强制性了”解读为“动武”,因而引起轩然大波。
舆论赞扬胡耀邦开明
事实上,胡耀邦不但不是“阶级投降主义”,相反地他向中外舆论,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不少好评:“原来共产党的领导人并不都是死顽固,也有开明派”。台湾“四大公子”的沈君山读了《访胡记》后,就说:“胡耀邦有点可爱”。
绮色佳的杨龙章教授针对胡耀邦向陆铿表示的歉意和慰问著文评论说:“这份见面礼有象征性的意义。如果我们能不能说,这是总书记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所有苦海余生的男女百姓表示歉意和慰问,至少,这一姿态表白了胡耀邦个人的心肠。他自己受过不少委曲折磨,能本不忍人之心,体会到别人受过的滋味。从他的口气里,我们似乎感觉到,经受三十多年疾风暴雨摧残的人道主义,已在血腥消散后的中国大陆,重新生出苞蕾。”
龙章做梦也不会想到,胡耀邦所表示的歉意一年半以后,竟成为他下台罪状的组成部分。
不管怎样,胡耀邦用事实(带头为全中国大陆的右派平反,并将数以百万计的戴了三十年、并多数被压弯了腰的地主及富农帽子,统通摘掉)。证明了他是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一个在历史上不会被忘记的正直之士。我相信将来人们为中共写历史时,胡耀邦一定会得到很高的评价。
我对胡耀邦下台感到忏悔
胡耀邦先生逝世的消息,我是一九八九年随星云大师率领的中国大陆弘法探亲团四月十五日到了上海在一个庙里参观时得知的。当时,万念聚集,悲从中来,面对一座大佛,竟至潸然泪下。
作为一个基督徒,跑到和尚庙里,已经令人奇怪了,怎么还会淌眼泪。原来,真感情是不能分教派的,基督也好,佛祖也好,都劝人行善,而胡耀邦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大善士,大菩萨。试想,上百万人的专政对象帽子,都是他摘掉的,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慈悲吗?!
在返回香港的航机中,我反思了一下给胡耀邦带去的麻烦。我虽然坐了那么长久中共的监狱,付出了血、汗、泪的代价,但“新闻第一”的习惯,仍牢牢扎根思想里,而在处理新闻性的稿件时,只问事实,很少考虑影响;而且作为一个记者在进行访问时,抒发自己的意见,把自己卷进去,比如,访胡时由谈台湾政坛的“见光死”,而讽刺邓力群的“见光活”;再如揭胡乔木为自保而检举的行为;结果,他们为了报复,狠狠整了胡耀邦。而我应该承担“始作俑者”的道义责任。
更使我感到不安的,即胡耀邦见到《百姓》的大样后曾提出七点,请予修订,而被我拒绝。
事情的经过时这样的,当时耿飚的小姐耿燕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许家屯社长的助理,我的《胡耀邦访问记》决定在六月一日出版,她在五月廿九日问我能不能“先睹为快”?我说:“可以”。她于是到《百姓》杂志社拿走了一张大样。我没有想到她回到新华社就报告了许家屯,许家屯认为关系重大,马上派人送到北京请胡耀邦过目。
胡阅后改动了七个地方,其中三处都是“哈哈……”。这本是胡平日说话的习惯,但纸上过多的“哈哈……”似乎不够严肃。问题比较大的是实质的修改,一处是或和王震南辕北辙的话,胡主张这句删去。一处是我谈到胡乔木说:“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也不很好,特别是批邓运动中表现得很不好啊!”胡听我这么一说,情不自禁地说:“哈哈……你们的了解很细致的嘛,哈哈……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
像上面这类话,谈的时候是顺嘴就出来的,但写成文字,就严重了。所以胡也要求删掉。
还有牵涉到军队和邓小平的一句话:“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指邓小平)兼任(指军委主席)了”。这是犯忌的,胡希望删去。最后一点是涉及陈云的,胡原话是“这位老同志”,他要求改为“老革命家”,反应对老一辈称呼的小心翼翼。
但当杨齐和牛钊以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身份转达胡耀邦的意见时,我所刊载《访问记》的《百姓》九四期已经付印,修改已经来不及了。而且,七处要改的地方,三处“哈哈”,属于虚词口语,无关宏旨。一处称陈云为老同志,要改为老革命家,只不过表示尊敬。至于其余三点,因为都是对事实的反映,相信不会成为问题。
当时我嘴里没说,心里是有衡量的,也就是真正的问题出在讨论台湾的部分,这是会引起国际重视的。既然胡对这一部分未作只字改动,对于他们党内的关系的表述,看来不会严重到那里去。
为了使杨奇、牛钊两位有个交代,我写了一张简函给胡耀邦,除表示因时间仓卒,杂志已经付印,无法改动外,特别提出在整理记录时已注意到不损其形象,如“老爷子”之称即略去,请赐亮鉴,并予原宥。
这是指胡耀邦和我谈到邓小平时,一不留心曾习惯地称之谓“老爷子”,但及时感到不妥:这样称邓,自己岂不成了“儿皇帝”?于是赶紧向我解释:“啊!这是邓家的孩子们对小平同志的称呼”。我感觉得出,胡解释时多多少少有一点尴尬。所以,我在因无法满足他们要去给予改动的情况下,只好给他一点安慰。至少有损形象的称呼,未在访问记中出现,请他放心。
事后反省,这样做,不是对一个像胡耀邦这样没有心机的人应取的态度。严格说是一种欺人自欺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至少是良心的谴责。
在胡耀邦下台的第三年,听说他健康不好,我特在旧金山买了一盒西洋参寄到北京给他,并附函表示谦忱。后来,一位和胡德平经常来往的女士告诉我说,耀邦对自己上纲上线(指无限提高原则)写检讨有点后悔,特别是对刘××、方××或你的批评,感觉大可不必(中共中央一九八七年十九号文件,未经胡耀邦过目公布了胡的检讨报告。提到陆铿时说,过去不知道陆铿,看了《访问记》,才知道陆铿是个坏人)。
这一信息不能不使我感动,胡耀邦先生在遭遇横逆的情况下,还在为别人考虑,真是一位可敬的君子。
北京作家也是老友的冒舒諲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教授刘述先,得知胡耀邦下台的罪状之一是接受我的访问时,先后有了相同的反应:“陆大声“一言丧邦”!”虽然,舒諲是感到遗憾,述先是发自幽默,而我心底泛起的感情竟然是在自责中还产生一种自我原谅的成分,《访胡记》起码让中外舆论认识到按列宁主义的模式建立的只讲党性不讲人性的共产党中,还有一位秉持真诚的言行,尊重人、尊重人的尊严,尊重人与人的平等关系的胡耀邦。
历史必然会给这位一心为人民的政治家以高度的评价。
——选编自《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2012年4月9日星期一

郑东阳:陆鏗最像华莱士

逝者华莱士:偶像没有黄昏 / 郑东阳

2012-04-09 03:54 |  标签: 迈克华莱士美国CBS邓小平 | 字号:   打印文章
华莱士

当微博上传来华莱士过世的消息时,糟透了,那个93岁的老头,那个和中国两代领导人谈笑风生的华莱士真的走了.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华莱士也许是某个篮球运动员的名字,比如那个天价的水货、外号天尊的大个子,还有篮板怪兽大本。 而范长江、李承鹏、邓飞会给那些课堂上一边接受无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一边用手机刷微博的孩子,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但对不少中国媒体从业者来说,华莱士就像个标杆,他所取得的成就或获得的尊重与赞誉,令人无比的羡慕。而他的节目和《华尔街如何讲故事》、《公民凯恩》等书籍和纪录片一样,不会被列入新闻系学生的教科书,却是最经典的教材。

第一次看到迈克.华莱士这个名字是在《邓小平文选》上,那是父亲单位发的学习读物。还在读初中的我是四月青年,在脑海里,华莱士的形象是教科书上的某个侵华的八国联军,而另外一个出现在邓选中,较为温和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 则被我想象成梦露。有了伟大的互联网后,某日想起这二位,才一睹真容——那个分辨率极为低下、除了国外情色网站,其他网站大部分图片只有几十K的年代,华莱士帅得像奥斯卡影帝,而法拉奇很像港剧里的女律师或者某个很严肃的修女,只是她见到邓时笑得幸福得像宋丹丹和蔡明。

此后开始有幸在课堂上看到有关他的特别节目,图书馆借到那本大量篇幅用来描述他四次婚恋的书籍,以及那个BT和GOOGLE还能正常使用的岁月里流传的有关“谈笑风生”的视频。两年前,我还能听到经常丢昂贵手机的教官那部使用时间最长的诺基亚里播放出的来电铃声,那段夹着英语单词和对华莱士的赞誉、香港同行的鄙视的上海口音。每当铃声响起时,我总是想起他节目的一些镜头。比如他突然造访某个政治人物住处,把麦克风放到人们的面前时,我本能望向门外,仿佛能听到他的敲门声。

从没人说过电视记者华莱士肤浅,他的风格正好相反。此后,他又放弃这种突袭式采访,变成了咄咄逼人、不回避式的面对面访谈,那些坐在他对面的人们,包括7位美国总统,总是让人替他们捏汗。他报道的话题广泛,从水门事件到临床忧郁症,采访过霍梅尼,内贾德,也采访过马丁路德金、安-兰德、里根、肯尼迪、克莱门斯。

当时有位老师很喜欢那个去丽江当副市长的主持人,并认为他是黄颜色版的华莱士,但我每次看节目时,却总为这位大哥的问题揪心,与肢体语言丰富、幽默风趣的华莱士相比,他给我得印象更多的是对日本小姑娘福原爱、外国领袖、驻华使节咄咄逼人。

如果只是这种态度,几乎每个大学寝室楼都会有一个华莱士。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呛声和反对,当你说某个女生很漂亮时,他会告诉你胸不够大。在你为朝鲜人民身处的那个国家感到绝望时,他会比马哲与马经老师更坚定地告诉你资本主义多么黑暗,好不容易轮到你插话,附和着批评华尔街时,他又会告诉你华尔街是多么神圣的殿堂,欧洲左派是多么的荒诞。

最可怕的是他对藏獒的态度,前一刻他会告诉你藏獒的智商有多低、只适合当肉狗,而你抱怨藏獒无用时,他就说长得帅难道不是宠物的标准吗?只有考试挂科或者暗恋那个被他说胸小的漂亮女生未遂时,才会想到找他彻夜聊天,你占用他的电脑玩魔兽,而他在边上喋喋不休告诉你沉迷游戏的好处和坏处,接着打开自己的书柜,展示他读过的《社会契约论》与《论法的精神》的中文版和英文版,嘴里冒着浓厚的泡面味。

华莱士就像网易一样有态度,拥有质疑精神,甚至拥有F1般的侵略性,但就像华莱士所说得那样,“这基于我们的调查足够扎实,满足了这点,任何我们的电视观众可能想问的问题,我都会毫不留情地追问被访者,这有可能是抓着别人的隐私不放,甚至是无理的、挑衅的。”“什么叫新闻?政治上的婆婆妈妈和家庭中的吵架拌嘴叫新闻吗?新闻从业者的良心是什么?我们的社会有这么多问题摆在前面,但我们更多的新闻从业者只把双眼盯在白宫的胸脯和好莱坞的屁股上,这不仅是渎职,也是可耻的逃避行为!”很放肆、很张扬,但却很真实,不做作。

在这个国度,不少媒体从业者几乎都有公知欲望,他们自诩最客观、看的书最多时总是会透露出一丝傲慢和偏见,不装深沉甚至难熬过黑色的夜晚。我相信,不少人曾经都是“寝室版华莱士”,他们的确有公知范儿,在我们沉迷于猫扑时,他已经迷上了豆瓣和凯迪,我们进入了凯迪时,他已经转战1984,我们沉醉于老罗语录时,他已经开始读冯唐,接着开始成为交际花,结识其他“华莱士”。当你阅读了艺术大师、那位著名红色诗人的儿子与十位大陆知名媒体人的对话后,这种感觉会更为强烈。

我相信华莱士也会沉迷于他的光环,毕竟他是享誉全球的CBS著名节目《60分钟》的主持人,但他却不是意见领袖,无论他的名气再大,问题再尖锐,观点再独到,他给人的印象永远只是记者。他的成功源于他的提问,而非观点和答案。他以自己的职业为荣,只是在经常列席法庭,坐在被告的位置,听着自己和同事不断地被叫作说谎者、造假者甚至叛徒后,对深爱这行当的华莱士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折磨。“我作为一个记者的道德和名誉被撕裂了,即使审判结果完全有利于我们,都不能弥补这种伤害。”

但人无完人,当华莱士所在的节目没能顶住广告金主烟草公司们的公关,删除了该行业的黑幕报道后,华莱士与未能顶住压力的制片人分道扬镳,而更为坚守原则的同事伯格曼则对最后妥协的华莱士提出在此分手。在他的自传中,对伯格曼,数次提到自己心怀的歉意。这个帅气的老头的真实和率真,让我第一次觉得偶像没有黄昏,比如我喜爱不得了的罗大佑,看到他在一些电视台发飙、演唱会上喜欢说教时,会觉得罗大佑老了。

一个同样充满质疑精神、文字漂亮得一塌糊涂、率真得永远像大男孩的前辈曾让我看到他身上有华莱士的影子,但他终究不是记者,很难想象某天他会与某个政要面对面访谈,虽然他出色的逻辑和广泛的阅读适合成为所有中文杂志的专栏作者与主笔。
图为陆鏗


而华人世界中,1949年那个为了接自己漂亮的老婆,毅然从香港飞回昆明,此后被新政权关入大牢的陆铿最像华莱士,起码在风流这一优点上很接近。从1950年一直到1975年,除了曾短暂出狱三年外,这位民国著名记者在牢房中共计渡过了22年的光阴。

无论是其出狱前后采访或者交往的胡耀邦、蒋介石麦克阿瑟、马歇尔、德国空军元帅戈林,亦或是在《中央日报》上揭露孔祥熙、宋子文贪污外汇美金,并在蒋介石面前痛阵利弊,还拒绝透露消息来源时,都极为帅气,也获得“永远的记者”的美誉。而1948年,民国副总统宣战中,他是于佑任的发言人,在讲台上与竞选对手李宗仁的发言人程思远PK,唇枪舌剑,风头劲健。而华莱士也曾有过这样的机会,但他拒绝担任尼克松的新闻秘书,并答道“我还是愿意一辈子当记者。”

当记者不易,一辈子当记者更难。某天,我在世贸天阶与来自台湾的某位前辈闲聊,倍感振奋。他跑新闻时,蒋经国还可以像家长一样关怀着2300万台湾人;他采访不厚等大陆高官时,还只是记者;他入行时的实习生已经是其他媒体总编辑时,他还是记者。我好奇问他,“您会觉得委屈不?”他摇了摇头,“我起码很自由嘛。”

某日,在另外一个饭局里,我隐约听到电话那头,值班的副总编辑正在亲切称呼他为老师,和他商量报道要如何修改。而在一次报道引起的风波中,他的总编辑被调走,而他却留了下来——当华莱士,或者拥有那范儿也得看国情。我开始同情公知和寝室版华莱士,天妒英才啊,否则你们混迹的地方会是哥伦比亚或者CNN,起码也得是凤凰卫视,而不是微博与乌有。

去年年底,单向街书店里,李海鹏与许知远带着书籍《晚来寂静》和《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与读者见面时,曾被读者问及冯唐,李海鹏没回答。许知远说,冯唐等不少作家非常沉迷于自己的个人化书写,总是沉浸在一种浅薄的情绪中,简单地说,就是自恋。

我想曾经在GQ工作过的李海鹏老师不回答多少事因为他和冯唐一样有文艺范,不好做评价。虽然许知远老师是我比较欣赏的公知(非微博公知),但我喜欢冯唐的率真、自恋胜过喜欢从政的高山族姑娘。无论是华莱士,还是台湾前辈,能让自己那些非低级的兴趣和钟情的事业永远不变成黄昏的人都是我的偶像。

2012年3月26日星期一

李金铨教授新近提供两幅照片

图一右起陆鏗、李金铨、卜大中 (一九九三年六月在明尼苏达大学)


图二右起陆鏗、胡绩伟、许家屯(在李金铨教授家的Party上)

2010年6月22日星期二

張偉國:中国新闻界空前絕后的陸大哥


《大记者——陆铿纪念文集》編者的話
发件人 陆铿(1919-2008)

【六月二十二日是陸鏗先生去世兩周年的忌日,特刊發這篇舊文紀念中國新聞界這位傳奇式的人物——作者注。】
一、
陸大哥的去世讓我感到中國社會越來越少的那種朋友和俠義之士或許就此絕跡了。
 我受到的共產黨教育中,如果把陸大哥待人處事的江湖義氣擺進去對照,那絕對是要批判改造的重點對象。事實上,在我成長的這個年月和環境,党的一元化領導 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江湖已經被徹底改造,成了一個歷史名詞;義士也全被打倒在地再踩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党文化灌輸世界上沒有無緣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階級鬥爭為綱成為 區分敵友和是非的標準,人性、人道主義、人的良知被完全扭曲;說謊、告密、造假成為時尚和生存方式,義氣只有在《水滸傳》等文學作品裡才能看到。所 以,一九九三年來到海外以後,當我見到一個從頭到腳滿身散發江湖義氣的陸大哥,驚訝的程度可想而知,仿佛見到一件稀世珍寶,甚至覺得自己回到了党文化批判 舊社會。歷經二十二年的國共監獄的磨難,非但沒有改造掉他江湖義氣的秉性,倒讓他更像太上老君的八卦煉丹爐裡出來的孫行者——練就了火眼金睛和更大 的法道。
因編輯此文集的機緣,拜讀了各位陸大哥舊雨新知的回憶文章,對於外界評論陸大哥新聞第一,女人第二的評價,我覺得應該做一點修正:陸大哥是義氣第一
 
一見面就是二十年的朋友、無論老少都讓人稱呼他陸大哥、任何情況下總是朋友第一的急朋友之所急”……,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他全身的血液裡奔騰著義 氣,他的每一個細胞裡都洋溢著義氣,他的靈魂便是義氣之神的轉世;陸大哥在新聞專業上的成就,可謂是敗由義氣,成亦義氣。這在唐德剛、李金銓、俞國基等多 位行家的文章中有精彩的記述。
二、
說起來也怪,每當面對陸大哥的時候,我總想起一個人——胡塞,原來《世界經濟導報》的副總編輯,我的老上司。《世界經濟導報》當時之所以成為一張開創大陸 改革風氣的報紙,除了有欽本立這樣有膽識有擔當的總編輯,還有一批起關鍵作用的副總編輯,如胡塞、陸平、張楓、熊永石、陳揚等,其中尤以胡塞的作用最為突 出,當時的版面設計、標題製作和整個報紙風格的形成,他都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以至於外界評論這張報紙的時候有欽本立的膽子,胡塞的腦子一說。
在記憶中,我也是最早從胡塞嘴裡聽到陸鏗這個名字的。一九九一年春節前夕,剛出獄的我嘗試以自由撰稿人方式謀生,開 始給港臺一些報刊撰稿,那年夏天在與上海公安捉迷藏的時候,我曾寫了一份給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的萬言書,報告了自己親歷的公安員警圍追堵截 人權狀況,通過朋友幫忙輾轉送到香港,在《百姓》雜誌刊發。一九九三年臨出國前,我去胡塞府上道別,胡塞談起了在《百姓》上刊發的給萬里的萬言書,並給我介紹了該雜誌社長——陸鏗原來是《中央日報》的副總編輯、採訪主任……以後在其他老報人如邵瓊、朱嘉樹處,也聽她們談到過陸鏗。
與陸大哥見面接觸以後,我又發現胡塞有與他非常相似的特點,就是見多識廣,尤其是跨行的朋友多。記得一九八七年春夏,為準備中共十三大進一步推動開放改革深化的報導,報社派我去雲南、重慶、湖北、湖南、江西等地採訪,當年並沒有記者證一說,外出採訪除了靠關係主要是用報社的正式介紹信,但我 隨身攜帶的並不是報社的介紹信,而是胡塞以朋友身份給當地領導寫的私人信函,如給當時的武漢市委書記王群、江西省長吳官正等,這些信函給我的採訪開了綠 燈,獲益匪淺。那時起我就有一個感覺,這些老報人和現在的新聞記者完全不同,他們有一種特殊的親和力,很容易與自己的採訪對象一見如故甚至變成朋友!在陸鏗的新聞生涯中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本紀念文集中的很多作者都有這方面的親身經歷。
三、
 剛到海外時,陸大哥就來約我為《百姓》雜誌寫稿,不久還與崔蓉芝一起親自來我的住處取稿。後來他也邀我參加一些朋友的聚會、介紹我認識老報人徐東濱先生 等。羅孚先生寄居三藩市灣區那幾年,偶有同行、朋友聚會,也常見到陸大哥。當然,在一些會議上如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一年一度的傑出民主人士頒獎典禮、明尼 蘇達大學兩岸三地的研討會、雲南護國首義八十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等, 也常有機會見到陸大哥的耀眼風采。在我印象中,每次在這類活動上見到陸大哥,他幾乎都是穿針引線、呼風喚雨的角色。直到2006年那次的傑出民主人士頒獎典禮活動,陸大哥在崔容芝的陪同下仍堅持出席,雖然笑容滿面地配合著與會朋友的合影請求,但他因病已經變得非常安靜了。
還記得,那年在洛杉磯的一個酒樓,參加金堯如、許家屯、陸鏗、阿城等人的一個晚宴,當時許家屯剛剛在香港《信報》發表了論述和平演進的文章,引起外界很大的關注,許先生正與人進一步研究探討大陸國營企業的改造。對此,原香港《文匯報》總編金堯如先生相當不屑,竟然在大庭廣眾對許家屯率直地提出了批評意見,大意是指許先生對大陸當局一些關於經濟改革的宣傳信以為真、心存不切實際的幻想!許先生雖臉色不悅,但仍顯示一個政治家的風度靜默以對,當場並沒有申辯自己的觀點意見,包括一旁的陸大哥在內的其他同桌,也都靜默無聲,唯聞金堯如先生耳提命面……。現在回想起來,這可能是我與陸大哥的接觸中,見他唯一一次的失風”——放棄宴席聚會的主導權。當然,從另一方面看這恰恰展現出他客隨主便的禮儀。
四、
有時候,我腦海裡會閃過一個念頭:假如當年(一九四九)陸鏗沒有回昆明?假如當年(一九七八)中共沒有放陸鏗到香港?
當然歷史是已經發生的事情,不可能推到重來一遍,但有些被人有意無意忽略的細節,串聯到一起的時候,也許可以成為我們揭開歷史之謎的鑰匙。
如中共之放陸鏗到香港僅僅只是一個偶然行動嗎?從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原香港《大公報》負責人羅孚、原香港《文匯報》副總編曾敏之和原統戰部官員胡治安等人的文章,可以看到與陸鏗同時離境的是一大批人,而且是不同職業界別身份,除了國民黨戰犯,也有著名記者和文化人如朱啟平、曾敏之等,在這些人中 間,當局者對陸鏗的重視是非同尋常的,如為了安排他能順利離境,乾脆讓與他情況相同的(在香港並無親戚而希望離開大陸去香港的統戰對象)相當一批人同時去香港,這個細節遠比鄧小平等中南海最高層在陸鏗放行的文件上圈閱同意更為重要!更無須說公安部、安全部與中共在香港最高官員之間有關陸鏗角色、作用等的討 論,陸鏗被淩雲宴請和被許家屯選中作為海外中文媒體記者採訪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放在這樣的背景看對於陸鏗角色的爭議,陸鏗的老友卜少夫等人關於:鏗是被中共派出來統戰的的評論,包括後來海外輿論中對陸鏗更加尖刻嚴厲的批評,都有其邏輯上的合理性。
事實上,陸鏗的確為北京做了當時最好的公關,以他自己的言行最大限度的拓展了中共在海外的開明形象,比如對胡耀邦、張愛萍等改革官員頗具個性的對話採訪,比如對胡喬木鄧力群王震等中共黨內保守派十分到位的揭露批評……,這在客觀上是起了統戰部、中宣部所起不到的作用。
問題是作風海派、朋友義氣超過組織原則的陸鏗,並不總是按照中共設定的牌理出牌,邏輯規則有時對他是完全失效的;他急公好義、兩肋插刀的個性,不僅是當年的老蔣總統無法駕馭,後來也時常跳出中共如來佛的掌控,陸鏗在為北京做出特殊貢獻的同時,也情不自禁的介入到中共高層變幻莫測的派系鬥爭,或者說被權力鬥爭所利用,……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時常與現代新聞的客觀、中立的特質形成衝突,卻是陸鏗、欽本立、胡塞等這一類中國老報人新聞生涯的重要特色。
五、
無論怎麼說,外界和陸鏗本人都是把陸鏗定位做一個記者,然而中共則不儘然。在正常(非權力鬥爭風氣雲湧的時候)的格局中,不管他本人是否願意,他被安排的角色是一個統戰對象,費彝民說,此人朋友多影響大,放出去能發揮作用。如果工作做得好,他不至於走到對立面上去。這是當初對陸鏗放行的出發點,而後他被選中進京採訪胡耀邦,說明北京對他發揮的作用和影響是滿意的並且還有更高的期待;然而當中共權力鬥爭白熱化以後,無意中被捲入上層權力鬥爭的陸鏗又變成了替罪羊,功在國家功在民族恰恰被當作了他的罪行,這個時候中共黨內至少有一派不僅僅停留在把陸鏗當統戰對象上,而是乾脆把他當自己人的,這是他淪為無情打擊、殘酷鬥爭對象的根本原 因,據此原先屬於統戰對象的特權后來也被完全褫奪,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這麼多年中共始終把他列在黑名單上。在這些中共高官的眼裡,陸鏗在海外就是做了再多再 大的好事,也不足以補償他對中共帶來的傷害
在這層關系中,胡耀邦對陸鏗的評價前恭後居的變化十分典型——在接受採訪時,胡坦承在歷史上欠了陸鏗一筆 賬;在下臺做違心檢討時不得不承認被壞人陸鏗所利用。這種變化也是陸鏗與中共關係演變的寫照,當中共由胡耀邦、趙紫陽那樣開明的領導人主事,國家表現出一 種向現代民主政治文明轉型的希望,俠義心腸的陸鏗義不容辭的要助上一臂之力,這時陸鏗是中共的座上賓,也是他一生中與中共關系的蜜月時期;然而當開明領導人失勢下臺,中共杜絕政治改革之路,重新露出極權專制本來面目的時候,陸鏗就成了犧牲品——一個讓中共當權派深惡痛絕包藏禍心的壞人,並拒之于國門外!而他的這種遭際,恰恰就是前一輪——因為介入臺灣政治,得罪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而上了海峽對岸的黑名單的翻版。
六、
陸鏗是新聞記者,他不但採訪新聞,而且本身也是一個不斷出新聞的新聞人物,雖然他常被時代的巨浪沖到社會的邊緣,在國共兩黨的監獄中度過了二十二年,一九 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又有十八年被中共拒絕入境,然而他總是努力的向大時代的舞臺中心衝刺,並數次次成為了舞臺中心的焦點(李金銓語)。正因為如此,陸鏗的角色是非常多 面的——遠遠超出了他自己定位的犯人與記者這兩種角色——你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你就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陸鏗,而他的社會角色跨度之大、難度之高,恰是變幻無常的時代縮影。他遭受的坎坷磨難,充滿傳奇的探索和奮鬥,代表了這個民族和國家對自由民主的嚮往。他的離世,標誌著老一代報人探尋新聞自由的終結。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經濟開放發展的過程中,後發國家憑藉某種主客觀條件可能越過某些個歷史發展階段,直接進入現代化社會。如果排斥新聞自由的一黨專制中國模式是貨真價實的話,陸鏗的一生或許就意味著新聞自由在中國大陸尚未發育成長便已夭折、滅絕,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竟然與新聞自由時代失之交臂?!放在這樣的背景下看,陸鏗這樣的記者出現在華人社會,絕對是空前絕後的!問題是沒有了湧現陸鏗式記者的社會環境、中國模式無疑將徹底埋葬新聞自由,對人類現代文明究竟意味著什麼呢?著實讓人不寒而慄。
在編輯這部文集的時候,自然免不了借助互聯網查閱一下相關的歷史資料、人物背景等資訊,不期然也想到一個問題:陸鏗之後的中國新聞界將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呢?
至少在中國大陸:互聯網的興起,近四億網民的世界最大資訊市場,尤其是近來微博的發展,網路迅速形成民意的超級能量,及其可信度和影響力已經超過了傳統媒體,一黨專制對資訊傳播的壟斷性控制已經露出了難以挽回的敗象。
縱觀中文網路,似乎可以看到無數個陸鏗、陸大聲、陸大哥、陳荊蓀……,他們個個藝高膽大、義薄雲天,為弱勢群體仗義執言,挖掘腐敗黑幕不畏艱險,揭露特權惡行人人不怕坐牢恐嚇,推動憲政民主奮勇爭先……我忽然覺得,陸鏗的靈魂已經轉世,千萬個陸鏗在茁壯成長。我終於明白了,陸大哥何以自稱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了。
七、
編務說明:
陸大哥最後那幾天,曾慧燕來電希望我能抽空去醫院看看,因為崔容芝已經撐了那麼久了,實在太不容易了,看看她和家人有什麼需要幫助。那時因為我也身體欠佳,住處離三藩市來回要四、五小時的車程,加上其他瑣事纏身,竟然錯過了陸大哥的臨終送別。
當崔容芝來電話要我編輯此書時,很自然我就把它當作了一個補救機會。
此書編輯過程中,崔容芝和程凱不辭辛勞,長途駕車來寒舍商定相關細節。本書的稿源大致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專門約請作者撰寫的稿件,另一部分是作者已經發表的文稿。這中間聯絡作者、查詢資料、安 排打字、協調編務等主要工作,大多都是崔容芝親歷親為,陸大哥的長公子可望先生也給予了積極的協助。文稿的收集和文字的輸入校對主要由林南嶽先生和程凱先生幫忙完成的。
我作為責任編輯在此一併致謝。


发件人 陆铿(1919-2008)



附注:《大記者——陸鏗紀念文集》已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田園書屋經銷

2009年10月6日星期二

郭冠英: 中華民國萬歲


发件人 陆铿(1919-2008)
陆铿不願見到林森的畫像流落坊肆,而自掏腰包搶下畫像。右为崔蓉芝。



「為國存史」這是國史館送給陸鏗的感謝牌上的四個字,感謝陸鏗把林森的畫像捐給國史館保藏。




陸鏗在接受時說:「這個國,是指中華民國。」全體來賓為之鼓掌。




陸鏗當天講了一段很富愛國感情的話。他說中國人對中國歷史要尊重。在他們這個抗戰的一代,今皆已八十以上,林森主席代表中華文化,不能被豪門棄之如敝屣。即使敗家,也要敗得有個譜。現在台灣強調出埃及記的情況下,中國文化這個脈絡不能斷,此畫由國史館保藏應也能對台灣的脈動發生些正面的影響。


陸鏗這段「貶古憂今」的話,當然得到在座老人的共鳴。接著幾位老人說話後,突然點著要焦仁和上去講話,他推辭再三,仍不得已上去講了。大家都期待他官話幾句,那知他是講了官話,但講得很好,有感情、有內涵。




他說:「陸先生與諸位先進,都在擔憂中華民國,其實不必。中華民國並不繫於一、二人,看看當日的豪門,與今天中華民國有任何關係嗎?中華民國要靠我們這一代繼承您們的志業。只要我們堅持民主自由,中華民國就能存續。我已坐五望六了,我們一定把中華民國維繫下去,請各位放心。」




焦仁和講完了下來,我不禁對他說:「你講得好。」




「好!」只是安慰了這些老人的心,但我深深想,其實焦並沒有真正觸及問題的核心。套句現在最當紅的話,焦仁和給了他們一顆威爾鋼,但殘酷的是,他們所愛的中華民國在那裡,他們找不到了;甚至,什麼是中華民國,定義也不清楚。當天在座的似都對豪門深惡痛絕,陸鏗報導豪門貪污,差點掉腦袋,後來還是靠皇帝開恩而免死,「故如今仍然憤憤」,但國史館要保存的,不正是這些豪門的東西嗎?而痛心的是,治史者視為寶貝的東西,傳璽者視為神聖的東西,對於豪門來說,只是不堪回首的家族史,甚至是鬩牆史,當然棄之如敝屣;而且,在座的人今天在社會上有點名望,又何嘗不是因當初身受豪門之庇蔭,有人是家臣,有人是官宦,中華民國沒有了,他們不也有點責任?



吊詭的是,陸鏗痛貶豪門,但他最好的朋友,還是老夫人的親信,豪門的專機隊長。




還有,想更深點,是豪門創建了中華民國,還是敗掉了中華民國?如果不是他們的,他們又怎麼能敗掉?要談敗家,三十八年那次把偌大的個家敗掉了,別說要有譜,當時有命沒有都不知,拖了四十年,小家也敗掉了。在此之前,豪門之內也鬥來鬥去。老夫人死了丈夫,被兒子掃地出門,兒子老病,老夫人又回來,沒幾年,兒子的班底又把豪門趕走了。扯到最後,是豪門拋棄了中華民國,還是中華民國趕走了豪門?豪門如果今天仍在國內,有心維繫中華民國脈絡,這個新的國家容許嗎?歡迎嗎?




對豪門來說,還有很多老國民黨及中國人,他們所熟悉的,曾參與塑造的中華民國已經沒有了,他們還在乎那些老歷史遺物嗎?還在乎那些蝗蟲谷的破桌爛床嗎?還在乎地下室那幅破畫像嗎?你陸鏗記得他是中華民國主席,願花一千二百五十美金買份回憶,但在我們豪門來看,林森不過家臣而已,他與胡適、嚴家淦沒兩樣,這種人多得很,有什麼可珍惜的?




家敗了,當年在重慶陸軍大學內為林森建的大墓,文革中給紅衛兵扒了,現在又修復,但屍骨已無存了。亂世中人命不值錢,何談保史?




今天,豪門的大家長,其遺物、其照片、其畫像,仍好好的保存在中華民國最精華地段的大廟裡,但出了大廟,豪門,以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已全被否定了。走不遠,原放豪門摯友陳納德的公園,已改成聲討豪門暴政屠殺的紀念公園,大家長的遺物不知能放多久了,最可慮的是,大家長的遺體也不知暫厝到何時了。




豪門,現在仍像個菩薩樣的供在那兒,中華民國的新貴,到了美國的首善之都,都會去拜望一下這位老的中華民國代表,但老太太心已冷,沒什麼興趣再關心世事了。她的中華民國不在台灣,也早離開了大陸,紐約帶去的只剩些回憶,門,早關了。


其實,老夫人從來就不太是個中國人,她從小受西方教育,其家族支助了中國革命,投對了資,這個革命又是反帝和反資的,然後,她下嫁了那位新軍閥,這個人靠她重建了帝國主義和江浙財團的支持,把原有的中華民國推翻了,旗、歌、首都也改了,原來的革命也逆反了。當東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與西方帝國主義利益衝突時,老夫人是中華民國的代表。他們領導中國打勝了日本,但其本身的腐敗無能又造成了人心的疏離,最後是失去了中國,退居台灣。當年,老先生就憤憤的說:「中華民國已亡了。」




陸鏗有衝勁、有傻勁,但他的革命並不徹底。他敢向豪門挑戰,但只能偶試皮毛。只有毛澤東與共產黨才敢全面向豪門宣戰,拋頭顱、灑熱血,可歌可泣,終究徹底推翻了舊政權,但它又走向另一極端,徹底否定了西方政治及民主法治,結果反有助於豪門統治在台灣的合理性。陸鏗雙受豪門及極權之害,最後還是回到豪門餘緒之地,他今天老友尚存,新友不斷,但總是若有所失。他甚至想在台灣安家,但是國家一天一天不認識了。豪門被否定了,但他愛的中華民國也一起掃入歷史的垃圾堆,以致他只能在其中拾遺。他找到的不是一張中華民國主席像,那就是他的中華民國像,以致他要在捐像之時,大聲呼喊:「不要忘記中華民國。」




抗日之時,中國面臨最危險時候了:「保衛中國」,大家都同心一志,但今天,中華民國並無亡國之憂,但什麼是中華民國,大家眾說紛紜,形容詞一大堆,其實都在否定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成了膏藥,所以陸鏗是老人們之憂,甚至包括許多中國年輕人,並不沒有道理。




如果中華民國的存在是毫無疑義的,那怎麼會需要提醒,怎麼會要去聖經中找解釋?




焦仁和說只要堅持「民主自由」,中華民國就能延續,此一前提當然很可以討論。中華民國以前並非民主自由,但她仍然稱她是自由中國,豪門老夫人在美國還是自由民主的代表。其實三十八年那次敗家後,「民主自由」就與中華民國的存在有所矛盾。可以說三十八年以前,如果豪門有點誠心實行民主、家不會敗得那麼慘,但三十八年以後實行民主,一者不可行,二者也會加速兵敗山倒之勢。總之,三十八年的那次大敗,注定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民主困境,這裡面也不必細說了。




日本在戰前並不自由民主,但她的國家凝聚力仍很強,即使戰敗,其國家仍能存續,其舊土仍思歸附,甚至戰犯仍是其國家英雄,其歷史並未中斷,故無保存歷史的問題。而中華民國,前十七年的歷史全被後政權否定,後政權內部又分裂,以致於楊墨又相否定。三十八年後新中國又否定了舊中國,豪門在七十八年消逝後,其主台的四十年歷史又部分被否定,且愈來愈否定,甚至否定中國、否定中國文化。在這種情形下,搶救一幅老人的畫像,成了否定這種否定的努力,但中華民國能否存續,仍要看整個中國在下一世紀的發展而定,總之,在座這批老人有生之年,是不會有肯定的答案了。




最後,我不知道焦仁和是否話中有那麼深的意義,或許點破對他也不太好,他似乎在說,過去那種以一、二人來決定我們國家命運的時代過去了,現在自由民主,是我們可以來決定中華民國的命運。他說這話,一方面是安慰,一方面也是自勵。「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中華民國的前途,就在你我手裡。



不要嫌我說得太長,中國近代史太複雜,是非恩怨太複雜,我只是提出幾個思考的角度,已經盡量簡短了,謝謝各位!




中華民國萬歲!




[1999/05/30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