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2日 星期二

吴庸:胡耀邦与记者陆铿的非凡友谊

胡耀邦在总书记任上接受记者陆铿采访,陆以《胡耀邦访问记》为题详披露,引起极大轰动。有人把这访问与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对邓小平的访问相比拟,但就所披露问题的尖锐性而言,陆铿超过法拉奇

发件人 陆铿(1919-2008)

图为胡耀邦在中南海接受陆铿采访,中为中新社副社长王瑾希(1985年5月10日)

远在1949年12月,陆铿就被中共囚当时香港飞昆明接家眷,不想被误为“代表阎山接管云南,入狱4年多。后被安排为省政协委员,至1957年鸣放,在劫难逃,按历史反革命兼右派,获刑10年。刑满后,又以“此人反革命能量极大,不适合在社会上生活,应当继续控制监狱里”,再关8年直到1975年当局“特赦”在押国民党官员,经“清理小组”童小鹏、罗青长、凌云等多次研究,送上涉及陆铿等人专题报告,由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圈阅,又专门以《关于陆铿去港具体安排的请示》获准,陆铿夫妇才得以于1978年离京抵港。公安部长刘复之与安全部长凌云对陆铿过专门关注,对他去港有过特殊期待,凌云说,假如在经济上多给些帮助,可能(他)对共产党的态度会好一些。1984年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托人以祝寿之名送给陆铿10万港币贺礼,得到的回答是:“感谢你的好意,但不能收你的钱。”可见,陆铿虽然“回归自由”,中共权力却仍然继续监视并企图收买他在公安与安全部门看,陆铿不过是“历史反革命兼右派”的在押释放人员,需要继续榨取他的利用价值。

胡耀邦却不持公安部和安全部的观点和态度。眼中,陆铿是受过中共“极左路线”迫害的记者,是无数冤假错案的一员。他以同情和抱歉之心接待陆铿。请看采访一开始,胡总书记就说:请坐!你在国内时,吃了不少苦头吧。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关心他遭受的无辜的牢狱之灾。当陆铿表示“大时代嘛,个人算得了什么”,胡重申:过去在国内,你是吃了不少苦的。陆铿仍表示不以为意,胡说:但是作为我们来讲呢,还是使你受委屈了……深切的关怀、由衷的同情并怀有诚恳致歉之意的表示,说明胡耀邦是把陆铿作为一个“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来看待的,这样就有了平等对的基础。在整个采访过程,胡耀邦始终诚相,不打官腔,因此才能实事求是地接触诸如对台动武、胡乔木的表现、军委主席任职等这类敏感话题。胡耀邦对陆铿的态度公安部、安全部对陆铿态度有着本质区别。

通读《胡耀邦访问记》,你会发现:这不是如一般采访那样一问一答,主客分明,这篇访问记实际是一场平等对话,相互切磋、探讨,彼此聊天、谈心。陆铿毫不含蓄地指责大陆“人浮于事”,“这个包袱怎么背啊?太大了嘛!而且只进不出”;率地胡耀邦《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非常保守”,“海外的反应普遍不好”。这些批评,应该说是切中肯綮,直击要害的。只有胡耀邦这样胸怀宽广的中共领袖才能引来记者如此直言不讳的陈情。陆铿所以这样直言不讳,由于他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他希望“中国大陆自由、民主、法治、富足”(《胡耀邦访问记》前言)这是胡、陆之间可以交流思想的共同的政治基础。

胡、陆对话长达两个半小时。陆铿感到占用总书记时间过长颇感抱憾时,主动请辞。但是,他一辞再辞,胡耀邦却一留再留,两人似有谈不完的话题,彼此都不愿失去这一良好机遇。《访问记》的这结尾部分把一位中共总书记与一位资深记者那种相互了解、相互关爱的情感呈现于读者面前,双方体现友谊关系是史无前例的。

陆铿打断谈话内容,说:今天非常感谢你,你这么忙,还要工作,也应休息,实在不敢再占用你的宝贵时间了。(准备告辞)胡却说:没关系嘛,再谈;你深圳去过吗?(此前两人正在谈论陆铿准备访问的地点,问他是否去过深圳,表示把谈话继续下去的愿望。)于是借这个机会,陆铿冒昧地向总书记提出想与被罢官的王若水见一面,请总书记予以关照。胡耀邦马上回答:可以嘛,怎么不可以呢?他还是我们的同志嘛!陆铿说:他的确是你们的宝啊!胡耀邦就向他解释,对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种提法,今后再也不用了!他犯了刑法,就接刑法处理,就是犯罪分子。戴什么政治帽子呢?接着,陆铿又表示对魏京生判刑问题的关心。他满腔热诚地希望大陆环境略为宽松,让自由、民主气息略为浓,让王若水这样的“宝”真正得其所。此种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令人感动

陆铿第二次请辞是这样开始的:我看,耽搁你的时间够多了,我应该向你告辞了。(但是,的确有说不完的话、表示不尽的关怀之意,于是,陆铿接着提问)顺便问一句:你看,是否有可能到香港去看看?这样,两人又谈起胡耀邦赴港的可能,里根邀请胡耀邦赴美的应约可能。陆铿的中心意图是:希望你能各处去看看。胡耀邦同意:当然,开开眼界也有好处嘛。”于是两人议论起中央领导人,谁可能访港,可能访美。话题又连续不断地展开。

陆铿实在不忍再谈下去,乃有第三次请辞。陆:那就到这里,我告辞,感谢你。胡:哎,怎么说感谢呢!历史上我们该你一笔账嘛!陆:我不是来讨账的。我是要通过我,一个独立的记者的直接观察认识胡耀邦先生是怎样的人。胡:哎,个人算得了什么,你应该把重点放在认识国家的面貌上。陆:现在这个国家是你和你的同志们在具体领导,希望你的领导越来越顺利。胡:我也搞不了多少年了!陆:至少还可以干几年。请留步,不要送了。(看来,这是边送行边谈。凭着陆铿对中共的深刻认识,临别时,他有一点之言不能保留,要提醒胡耀邦。于是,我们看到在送行时如下急切对话。

陆:最后还有一句话,你叫你的孩子(指胡德平)去研究《红楼梦》,这是件好事。

胡:是他主动,不是我叫他的。

陆:可是,你并没有阻拦他呀!

胡:我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啦!

陆:你有不同的意见?

胡:是啊!

陆:这是一件好事嘛!

胡:好是好,可不是当务之急。

陆:像你这样的地位,让孩子弄得凌空一点比较好,最好是不要涉及到政治上来。

胡:我倒没有干涉孩子们。

陆: 世界上的人,多数是反对一代传一代的世袭,那是封建的玩意儿。所以你让他搞《红楼梦》研究,……

胡:是他自己的选择啊!

陆:你没有把他弄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倒是很高明的。

胡:我们用人是个人定不了的。

陆:从孩子来说,你能尊重他们的选择,做一个开明的父亲,总是好的!好!再一次谢谢你,再见!

胡:再见!好!再见!一帆风顺啦!

这番临别赠言已经超出采访意向,却是陆铿不能已于言者。凭陆铿对中共的领悟而向胡耀邦提出的这些话,是出自他的深切关怀之意,只有交往深的朋友之间才会有这种心灵的坦白陆铿当然知道中共体制内权争的激烈博弈以及家族文化的强悍背景,为此而有对胡耀邦的劝告:孩子最好远离政治,以保自身平安。这是旁观者清的预言,胡耀邦作为当局者一时难以领悟,只好以赞为“开明的父亲”而结束这心灵通。

难得的采访,难得的对话,难得的友情寄托,难得的心灵交流,为中外新闻采访史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任何硬币都有它的另面,《胡耀邦访问记》也有它的另面。当这篇原计原味,原话原貌,两万多字的访问实录即将付印时,中共港澳工委得到它的校样,火速呈现在胡耀邦面前。总书记作了7处改动,关键是将与王震的关系为“南辕北辙”部分删去,将评说胡乔木在“文革”与“批邓”中表现不良部分删去,将军队“论资排辈”、让邓兼任军委主席部分删去,称陈云为“老同志”改为“老革命家”。当中共港澳工委正副秘书长火速向陆铿传达这些改正意见时,陆以“已经付印”为由拒绝改正。(《永远的首席记者,永远的新闻主角――专访老报人陆铿》)胡耀邦的下台与这篇访问记的发表关系甚大,尽管不是决定性关系。陆铿后来甚为追悔,他在《大记者三章》一书中专有一篇论及此事,名为《一言丧邦之后》:“事后反省,这样做,不是对一个像胡耀邦这样没有心机的人应取的态度。严格地说是一种欺人自欺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至少是良心的谴责。”唉!世界上十全十美的是不存在的人生友谊也是如此

(2009.6.28)

原载《大记者——陆铿纪念文集》

2009年9月13日 星期日

阮銘:陸鏗的好友陳宏正

圖(左起):陸鏗、唐德剛、陳宏正、阮銘

陸鏗兄去世時,我寫過一篇紀念文字,提到他的兩個「終生不渝」:終身不渝的自由新聞戰士,終生不渝對他的夫人崔蓉芝的愛情;還提及崔蓉芝女士的抱怨:「他終生不渝的是朋友,朋友一有事,就把我放在一邊了。」

前幾天海倫(朋友們對崔蓉芝的稱呼)從舊金山打電話來,告訴我她要出一本紀念陸鏗兄的文集,指定要我寫一篇〈陸鏗的好朋友陳宏正〉。我想,陳宏正也是我的好友;我們相識,出於17年前陸鏗的介紹,海倫此命豈能不遵?

那 是1992年我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時,台灣的國關中心邀我參加在台北舉行的「中美歐」年會,發表一篇論文。當時的那個「中」,是指台灣,不是中國。陸鏗 兄得悉我將第一次訪台,打電話來說:「你到那裡人地生疏,我給你介紹一位朋友陳宏正,讓你會後多留幾天,到處看看。」

到了台灣,與會者被安排在凱悅飯店住宿,開會就在近處的國際會議廳,步行即可。但每晚會議安排的各部門宴會多在市中心,那時交通堵塞,六點開宴往往延到七點才趕得到。

會議結束前夕,陳宏正來了。高高瘦瘦的個子,戴副眼鏡,看去是個學者型企業家。他話不多,簡單相認之後說:「明天,換個地方,去圓山飯店住,我來接你。」

第二天就住進了圓山飯店。那裡居高臨下,視野寬廣,交通也方便。宏正兄說要帶我去玩玩。我說會議已安排去過不少地方,像故宮、新竹科學園區,還有金門(當時尚未開放,是由空軍駕機去的)。他就帶我去遊陽明山。

從 此我們成了好友,照宏正兄的說法,是「一見如故」。那時我每年只能到台灣一次參加學術活動,因為我雖有美國綠卡,但無國籍,算「大陸人士」,規定入境台灣 每年不得超過一次。接著1993、1995、1996那幾年,我與陸鏗兄約好一起到台灣,與宏正兄相聚。1997年我到淡江大學教書,接著陸鏗、海倫夫婦 在台北忠孝東路有了住房,相聚的機會就多了起來。每次都由陳宏正發動,邀集他和陸鏗的共同朋友,或長住台灣的,或臨時從國外來訪問的,在一起餐聚。

有 一回,柏楊在餐桌上說:陳宏正是台灣知識分子的「大護法」,對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下遭難的知識分子,陳宏正總是不遺餘力地給予支持、幫助。據我所知,受共 產黨迫害、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陳正宏也一樣是「大護法」。從戈揚、嚴家其到天安門學生領袖王丹、柴玲,包括我自己,都受過他的幫助。1995年柴 玲、黎安友教授和我一起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辦中國農業問題研討會,邀請台灣、美國、中國三個國家的專家、學者參加。台灣參加的有陳希煌、焦仁和、曾永賢、張 榮豐等人,中國參加的有吳象、吳明瑜、孫長江、鄭仲兵等人。當時這樣一些人物同美國人一起開會,在哥倫比亞大學也是一件大事。臨到會前,黎安友對我說,由 於中國來的人較多,有人年紀大需要夫人同行照顧,費用超過原來預算,問我能否請台灣方面朋友幫忙。時間緊迫,我打電話告知宏正兄,他立即匯來一張五仟美元 支票,並堅持不要用他的名義捐助。但哥倫比亞大學按規定必須開具捐助者的免稅證明,只好開了我的名字。那次會議宏正兄沒有來,陸鏗兄從香港來,以記者名義 全程參加,寫了報導。

相識既久,我察覺陳宏正雖然與陸鏗一樣喜交朋友,但對象有所不同。陸鏗是大記者,他的朋友涵蓋政、軍、學、商各 界,範圍極廣,他邀我同他去見過的,就有蔣緯國、梁肅戎、余紀忠、丁懋時、丁中江、馬樹禮、張佛千、楚戈、王永慶、王昇、蕭政之等,都是他的「老友」、 「好友」;他樂於帶他的新的「好友」去見他的「老友」。

陳宏正的朋友,大都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李遠哲、彭明敏、余英時、張光直、柏楊、卜大中等,還有年輕學生,如王丹、柴玲。陳宏正還在紐約參加戈揚、司馬璐兩位老人的婚禮,擔任證婚人。這是戈揚告訴我的。

我 初見他時的第一印象沒有錯,陳宏正確是喜愛讀書的學者型企業家。他是台大學生,雖然學的是經濟,成了企業家,但自由主義思想「終身不渝」。他在台大時深受 殷海光薰陶,我看在殷海光的學生中,真正夠得上繼承他的自由主義傳統的,陳宏正是第一人。在台灣,胡適、雷震、傅正、殷海光、張忠棟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 代表去世之後,在台灣學界看不到他們的傳人。有些自稱殷海光學生的人,早已轉型為民族主義者,不是藍色民族主義者,就是綠色民族主義者,各為其虛構的「中 華民族」或「台灣民族」揮棍舞棒,這就使陳宏正的默默貢獻更顯得難能可貴。

這些年來,陳宏正成立了殷海光基金會,出版了《雷震全集》 47冊,編印了《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9大卷。在台灣和中國,陳宏正都舉辦過胡適、殷海光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術討論會,但似乎未能激起他期待的迴響。 隨著全球第三波自由民主浪潮的退卻,自由主義的聲音在世界、在台灣已日益微弱。陳宏正的好友,張忠棟、張光直、柏楊、陸鏗又一個個逝去。最近遇到他,神情 中多少流露出一點寂寞之感。難道「大聲」(陸鏗之號)走了,陳宏正身邊的自由快樂之聲也隨著遠去了麼?

2009年4月12日


(作者為台灣綜合研究院顧問)

李澤厚:主動把握自己的一生

——讀《陸鏗回憶與懺悔錄》

图为陆铿与崔蓉芝一九九七年夏与李泽厚夫妇一起郊游

陸鏗兄的這本書,在定稿前曾給我看過,一看即不忍釋手,惟我當時剛到臺北,並宣佈“三不”(不講演,不寫文章,不接受採訪),故未作反應。如今我要離開臺灣轉赴美國教書,似乎可以寫點什麼了。

但 是,寫點什麼呢?自己卻想不清楚。記得讀陸兄書稿時,相當快速,好像是窮一、二夜之力就通讀完的。這當然是因為文章好、故事吸引人;同時恐怕也因為基本是 同代人,某些事情一經提及,如南京的國民代表大會等等,當時的情景、氣氛便又浮現眼前。雖然往事如煙,卻依然似昨,令人難以忘情。然而,畢竟又時日如駛, 物事全非,今日當年,恍若隔世。因此陸兄重新娓娓道來,揭其秘辛,時間的過去和現在似乎交融一片,真有如聽白頭宮女談往年盛事,備感親切,又不免感慨系 之。但年輕一代不會有這種感受,這就使人更增感慨;歷史終將不斷淘汰,被人遺忘,只剩下書籍典冊中越來越陌生,越來越“中性”的僵硬史料;歷史終竟是歷 史,不再存在了。在這方面,陸兄的書也無疑由於保存了許多第一手史料(如蔣介石準備提名胡適競選總統、與胡耀邦的長篇談話,等等等等)而頗具價值。

陸 兄年事已高、閱歷多、交遊廣,而身體健朗如壯年,對這樣的老人,我不免有些好奇,想請教一些從人生經驗到養生之道的問題。而陸兄的回答,便是他在書中所再 三講到的那句話:“禍兮福所倚”。也就是禍福常相倚轉而難以預測的道理。本來,人就生活在紛至遝來的各種偶然性之中,現代人生,尤其這樣。人生中的很多事 情,其利害、得失,其價值、意義,並非一目可以了然,或一時可以論定,它們每每因緣相繼,禍福相隨,陸兄以自己坎坷而豐富的一生不斷驗證著這一點。

正 如書中所記述,如果陸兄不是克服各種困難執意親自去昆明接夫人,就不會有二十年的囚禁而備受苦辛,幾乎餓斃。但如果不去昆明,當然會順利地轉來臺北,以陸 兄新聞記者的衝動而“初生牛犢不畏虎”,如此亢直敢言,恐怕在五十年代就被送往綠島而一命嗚呼,又豈能有今日?又如,當年捋虎鬚揭露孔宋集團的貪污大案, 闖下了幾乎有性命之憂的大禍,結果卻履險如夷,反因此而年輕卻名滿天下,為後來鋪下錦繡前程。此外,如青年時代由湖北襄陽去雲南保山得到各種“吉人天相” 式的意外支援;如關進監獄反而在“文革”中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如此等等。當然,最為驚心動魄的還是那件因“獄吏”叫錯號而差點被槍斃的“故事”。如果不 是鼓足勇氣去“拒絕死亡”(對好些人來說,常常可以是事以至此,分辨無由,便糊裏糊塗地接受了死亡。)陸兄早就成了一名屈死鬼。但是,那位並未叫錯號而被 槍斃的,不也仍然是屈死鬼麼?一個並無過錯的好人,只因上級設組命名的偶然,而被當做特務處死,不也是十足冤枉麼?只不過是屈死的形態和曲直有所不同罷 了。世上屈死的鬼何其多也!偶然性的捉弄人,何其殘酷和悲慘?!

活 著不容易。人生是如此的不確定,偶然性是如此的強大和捉弄著人們,究竟什麼是人生的真諦,如何估量生活中的得失、是非、禍福,從而主動把握住自己的一生, 不是值得好好思索一番的麼?海德格爾常問:“存在是什麼?”存在不就是這個麼?不之有在這對命運(也就是人生偶然性)的詢問、探索和行動中,才能充分體會 海德格爾之問麼?

這就是我讀《陸鏗回憶與懺悔錄》的感想。信筆寫來,已離題萬里,尚請讀者原諒。

【作者简介】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人,生于1930年6月,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
李 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八十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 路径上艰辛前行。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

2009年9月8日 星期二

朱永德:与老报人陆铿(大声)往还20多年中一些独特的回忆

大声兄过世迄已逾年尚未写过任何对他的回忆。新近收到一些纪念他的文字。因与他交往二十多年中,有些聊带历史意味的琐事简述如下作为我对老报人的纪念。

首先,大声兄是云南保山人。说到云南,是我第二故乡。我在云南度过抗战,直到高中毕业。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的不少同学是名学者儿女同班的闻立雕(闻一多次子),冯宗越(冯友兰次子),潘乃穆(潘光旦次女), 杨振平(杨武之次子)等。同时也认识些云南权贵们的子弟像当时民政厅长李培的儿子和女儿,省主席龙云儿子都曾是附中同学。其中大部分, 如今刃有交往。记得在昆明住时,还随先父去圆通山唐府拜望唐继尧的后人多次,因唐氏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与先祖父同学。到我离开云南,云南话已成了我的第二母语。故我每遇到云南朋友也倍感亲切。

1995年尾,云南护国起义八十周年之际,大声兄在旧金山筹组了云南护国首义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也应邀参加,并提论文说明为何云南起义是近代中华民族反帝国主义和反专制,起死回生,真正的转戾点。会中也见到不少云南同乡,龙云的儿子今是波斯顿燕京楼的老板。 除了其他云南同乡会的代表。会中也有民主教育基金会的创办人和理事会主席。但我第一次遇见大声兄,却有较复杂的背景。十分偶然。

1980年代中期,里根总统任内,中美关系的黄金年代。因其时是六四之前,也是中美联合倒苏的时期。我当时刚转到罗城理工大学执教未久。由于两个因素使除了教历史以外,在学校负责直属校长室的国际交流和服务部门。一则中国正好改革开放,中美间的教育和贸易关系,方起步。二因我校教育重在应用。所以校方特设了国际服务部门,专为美国实业界咨询协助美国公司中国打交道。也是看看我们这些所谓的亚洲学专家对于中国打交道,究竟有多少实际用处。当时服务对象有一家公司与中国合医药器材。首先是和北京一家工厂合作生产隐形眼镜。投资了几百万美元。由于当时中国外汇缺乏。两造间的合同有一项规定美方公司在中国所赚到的钱购买中国产品运回美国。美方公司, 因投资不多,也为了想在中国市场捷足先登,做了一个三年计划。预备三年后再处理利润问题。孰第一年结束时, 隐形眼镜的销售已达到三年后的目标。该公司在中国生意之成功,应归功于公司内另一位宾大华顿商学院毕业的华裔经理钱某。这时该公司问题是如何即刻处理这些赚到的人民币。买什麽中国产品运回美国为有利

该公司在中国考察的结果,发现南京的光学仪器制造工厂的产品有利可图。因该厂所制的显微, 其镜头非常精致,全是手工所磨,但显微镜的金属外壳,则甚为粗劣其售价相对而言,十分便宜。运回美国,换上该公司自己的壳子,又有极好的利润。所以决定将人民币换显微镜。这笔交易,美国公司必须和这家光学仪器工厂的母公司洽谈。当时母公司的董事长是由中国名生物学家,复旦大学的谭家桢教授兼任。于是该美国公司邀请谭教授罗城访问。这是当时中美间贸易时例行公事。授到达纽约之后, 为了礼貌,美方公司特请我代表该公司坐了公司的飞机到纽约拉瓜蒂亚机场去接谭教授。

当我抵达拉瓜蒂亚机场见到谭教授时,他旁边站了一位华裔彪形大汉,经介绍始知是久闻大名的报人陆铿。谭教授接着问他可否带同这位朋友一起去罗城。我的回答当然是欢迎之至。当飞机起飞以后不久,陆即过来坐在我旁边,问我到罗城在旅馆登记妥当后, 可否为谭教授打听一下邓质方的太太在那医院生孩子。并且希望我可以带他们先去医院,后再参与美国公司的活动。其时因距晚宴时间尚早。我因在兼理与中国的交换学者事务。所以打了几个电话,知道邓质方的太太就在罗大附属医院生产。再电话询问医院,何时访客的时间?知道六点以前皆可旅馆距医院相去不远。当我们三人进到妇产科病房时,正巧邓质方也在,我就退到旁边,让陆大哥说明来意了。

我所以说明这件事,也旁证唐公德刚所形容的陆铿见人第一面,就如交了二十年。再者,他在纽约,早就知道小平同志的媳妇在罗城医院生孩子。换言之,小平同志有个孙子还是美国人朝一还有资格参选美国总统呢!也说明老记者消息之灵通。自此之后,八零年代后期开始,当美国华人学界举行讨论两岸问题或日本侵华会议时也常邀陆大哥参与。也许因为他在国共两方当权下,都因言论不够自由同样牢狱之灾。所以晚年对海外民运的各种活动都十分支持和起劲。我最后一次见到陆大哥,就是在2007 主中国教育基金会成立二十周年,在加州湾区举行的庆祝年会上。

那一年,之参加民主基金会的年会,并作为主要发言人之一,因我是海外民运的大力支持者。事实上正因不是,才被邀参加,以平衡讨论会中不同的意见。我虽对民主的普世价值从未怀疑过,也确认民主是五四以来国人所追求的最基本目标之一。但对于如何能真正成功的走向民主之路,从民主在西方发展的经过,是需要具备若干条件的。所以若要在中国推行民主,的捷径是如何加强这些基本条件。同时还得冲淡中国文化传统中,某些不利于民主发展的因素。在这一点上,我是十分赞同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经过一个阶段的训政时期,才可以进入民主的宪政时期。不过训政时期的内容是有些讲究,也是任何时候皆可开始的。恕在此不赘。

开会那日正当讨论会要开始的时候,崔女士扶着陆大哥入会场。坐在听众席的前排。会场中一阵骚动。大家的情绪即为之提高了许多。当讨论部分一完毕会议告一段落时,多人趋前向陆大哥致意。他呆呆的,随着崔女士的示意,微微的点头答礼。当我向前和他握手时,崔女士推推他的膀子,一面说朱教授来和你握手。他脸上的表情像是似曾相识,呆呆的望了望我,嘴角带着一丝微笑,随即又进入了他的玄想世界,其表情又像在深思什麽似的。这就是我脑海中最后一眼的陆大哥。可以相信,他的晚年在崔女士悉心照料非常福的。而他的一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勇者无惧最好的典型。

朱永德

罗切斯特理工大学荣誉教授

严家祺:陆铿特有的“习性”是不能复制的——纪念陆铿诞生100周年

                【图】胡耀邦1986年在中南海会见陆铿   http://upload.bx.tl/cgi/blog/temp6/20190316163023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