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一批昔日风光无限的国民党要员，在历史的瞬间沦为阶下 囚。这些特殊的囚徒，在新中国的战犯改造所中，经历了各自复杂心态和思想转变的历程，并生发出一桩桩令人忍俊不禁的趣事，孙楚焚香念毛选、黄维立志发明 “永动机”、汤尧装病骗酒饮、宋希濂让掉兵团司令都不让一着棋……沈醉先生写的这本《沉醉“狱”中趣闻》，是一本“令人难以置信”的书，一本沈醉先生声 言，“如果令人难受将永不写作”的书。 康泽（左一）、沈醉（左二）、王耀武（右二）及子王耀（右一）
这本书是１９８１年我去香港探亲访友时，应老友陆铿之约而为他主办的《百姓》半月刊撰写，专供港、澳、台地区及 海外读者阅读。当时，我在香港只准备写几篇应付一下，不少老朋友知道了，向我提出一些写作意见。有较多的人认为，应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暴露一下被中共俘虏 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在监狱所受的苦难折磨和非人待遇。我听后便笑着指指自己说：“请各位仔细看看我，像受过什么折磨和非人待遇的人吗？”一句话惹得他 们都笑了。当然我还作了不少具体说明，以我已快到古稀之年的人，比他们都健康、敏捷，用生动的事实来反驳了他们。也有些人说：“长年被囚禁在高墙之内的 人，除每日愁眉苦脸作楚囚对泣之外，还有什么可写？”我回答很简单：“如果我写出的东西，不能让你们发笑而是使你们看后为我们而难受时，我便从此不再写东 西，以示惩罚如何？”他们异口同声回答：“说话要算数，我们等着看你的大作。”还有人问：“你不先请示就写东西，不怕受处罚，还是准备不再回去了？”“我 写东西有充分自由，这是祖国宪法给我的权利，请不必为我担心。”我回答说。这些人还是不相信。所以我写好一篇，就请他们看过后，即送《百姓》半月刊社筹备 处，有时还请他们代我送交陆铿。
有两位老友曾好心劝我：“你可写的东西那么多，为什么要写这些乏味的东西呢？”当时我很诚恳地把我写这些东西的 想法告诉了他们。我认为，我写这些东西不但不会使人读之乏味，而且还会边读边笑。首先是集中上百名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人员和特务分子于一起，长达十年以 上。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事，该有多少可写的东西啊！其次，集中这么多中年以上的老人，都能在失去自由、完全改变他们过去的生活环境后，还能活得这么健 康、这么充满信心和希望、这么珍惜自己的后半生，这也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三，这些人过去都是自命不凡，有的是上百万或几十万几万军队的统帅，有的是一个 省和一个方面的负责人，有的是掌握生杀大权的特务头头，只经过十年或十多年的改造，思想上就能起这么大的变化，而且能经受各种考验而不动摇，这也是不可想 像的吧！第四，这些过去都是积极反共的专家、打手，只经过这么短期的教育改造，便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都成了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这不能 不说是奇而又奇的吧！
陆铿对我的启发和鼓励，也是起了主要的作用。他说：你长期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还不觉得，我到了香港，也到过台湾 和日本、美国等地后才感到，这些人不但过去在国内享有盛名，今天在港、澳、台和海外的中年以上的中国人，迄今还有不少人没有忘记他们，其中有几位还是全球 的知名人物。这些人是中国一代的统治阶层。将来写中国历史时，不少人还会被写上一笔。特别是在台湾和海外，他们都有不少亲友，现在还在关心他们，希望了解 他们被俘后的真实情况。你有责任和义务来报道他们，因为这些人中不少都已届古稀以上的高龄，愿写这些内情的人不会太多。你们年轻点的不写出来，难道让后人 去胡猜瞎写吗？这些话的确打动了我，所以我不再推辞而答应继续写下去。
我当时的想法，写这些东西，应当有一个目的，就是如何把党的宽大政策和改造政策，通过许多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说 明，以有利于祖国早日得到统一。所以我在写这些东西时，学了港台人写东西的轻松笔调，在笑谈中来暗示出党的政策，所以我边写边看别人的东西，也随时向陆铿 等老友去请教，我在香港虽只一个月，却写出不少。因为我有早起早睡的习惯，而我早上５点起床，有些人还刚刚入睡，得１０点后才开始活动。我每天几乎有五小 时左右来写，我原打算写完十来篇就算完成任务，回北京后便不再写了。完全出我意料，《百姓》半月刊于１９８２年２月１日第１７期开始连载本文后，很受读者 欢迎，特别是台湾一些高层军政人员更是每期必读。陆铿眼看我留下的稿快要用完，便一直催我再写些寄去。香港几位过去劝我不要写的人也来信鼓励我多写，所以 我在北京又写了些寄去。１９８３年，陆铿去台湾见了那位最高领导，他也说：“见闻写得很有趣”。《百姓》半月刊主编胡菊人先生也说：“我每次校读‘见闻’ 时，都感受到很大兴趣。本来是一种‘不自由’、‘劳动改造’、‘思想检查’、‘等同囚犯’，并随时有拉出去枪毙的恐惧心情之下的见闻，应该是很‘痛苦’的 事情，然而作者笔下给人的感觉却是一种‘苦中有乐’的兴味，一种身在局中而心在局外的‘静观’而得来的‘逸趣’。”我对这种过奖之词，深感惭愧，我只觉得 人的苦乐观各有看法不同。有些事既可看成“苦不堪言”，也可看成“机会难得、乐趣无穷”。这可能是由于我过去的生活经历的关系。我过去遇过不少惊险万分的 事，常常化险为夷，所以对许多事便养成听其自然，从不去自寻苦恼。有一种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思想在支配我，因而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就这样混过去了。
这本书，是根据我的回忆和日记写成的，其中有些地方“冒犯”了几位“同学”，这不是我存心丑化他们，更不是借写见闻作人身攻击，希望文中涉及到的几位“同学”，特别是他们的家属给予原谅！
沈醉（左）和黄维１９８６年摄于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院内
黄维立志发明“永动机”
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兵团司令黄维，在担任国民党联勤副总司令时，便听人说，全世界的科学界都认为迄今还没有发明出 来的，是一种不需要使用任何能源的“永动机”，如果能创造出来，则再也不会存在什么“能源危机”，便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幸福，永远为人类所敬仰。从那时 起，这位拿枪杆子出身的将军，便下定决心，想突破全世界所有科学家没有发明出的这种不需用任何能源作动力的“永动机”为人类造福。这种愿望虽好，但没有科 学基础的人，想造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没有能制造出来的东西，真是谈何容易。可是，他始终坚决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有志者事竟成”。所以， 他在被俘前没有能完成的“伟大事业”，被俘后，还是专心致志地钻研。这种精神实在可贵。但泼冷水的也很多，他却毫不动摇。战犯集中改造后，他更认为有条件 可进一步研究，并绘制出图样，想进行试制。管理人员认为，在改造期间，是以学习与改造思想为主，这些似有点“不务正业”，而不表示支持。他则不管在任何时 候、任何场合都把自己这一愿望提出来，并给这种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机器定名为“黄维永动机”。他认为只要能制造成功，就可以惊动全世界，个人自由，不请自 来。所以，他把学习等视为多余的、没有必要的事，不仅在学习发言中，不厌其烦地反复谈他的“永动机”，而且在外单位找他写一些临时性“外调”材料，询问他 解放前的许多情况时，在他写材料的纸上，也是写上他坚决请求支持他创造“永动机”的问题。管理所的负责人拿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他的请求，把他设计出 来的图纸，送到中国科学院去审查研究。几个月后，得到的答复是：“经过反复实验，这种机器图纸，根本不可能达到不需要任何能源而能自己永远转动的设计要 求。”很多人便认为既经过科学院鉴定都认为不可能，不要再搞了。他还是认为负责鉴定的人不懂科学，他的设计是可以实现的。管理所的领导便组织所有战犯和他 辩论，他仍不服，还是坚持要继续研究，肯定可以制造出来。由于他始终不放弃他这一主张，而把学习改造放在一边，所以第一批特赦时，虽然他有许多优越条件可 以争取早日出去，却没有轮到他。但他满不在乎。当时台湾还是陈诚的势力占优势，他是陈诚的亲信高干之一，他的同事和部下，都在台湾军事方面负重要责任，他 的特赦可以起一些影响，而他却坚决表示决不改变他这一志愿，所以几次特赦都没有他。直到１９７５年，全部释放时，他也得到了特赦。可惜的是，他特赦后有了 很多良好的条件，但“黄维永动机”还没有制造出来。全世界的“能源危机”也正在一天天加深，不知他作何感想！
康泽遭蜂螫为了医风湿
比黄维立志为全世界人民造福的伟大愿望要渺小得多的康泽，也想研究出一种治疗风湿病的简单办法，不惜以自己的身 体来进行实验。这位曾任复兴社书记长和“十三太保”之一的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长、自成一系的特务头子，被俘后，也居然想创造一种治病救人的方法，这也是值 得大谈一下的趣闻。康泽过去所领导的别动队，和德国当年的党卫军差不多，它有超人的权力，深得蒋老先生的信任，与戴笠、徐恩曾一样，成为国民党中的一个庞 大的特务组织的头子。在江西对红军作战时，别动总队也派去一个支队，担任搜集情报和监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有一次几个别动队员被红军逮捕了，不久，别动队 也抓了几个红军，他们便将这些红军的心肝挖出来，祭奠被捕后遭杀害的别动队员。当时，康泽得到部下这一事件处理的报告后，连声称赞，认为这不但可以鼓舞士 气，还显示了别动队的力量。因为他长期和共产党斗争，解放前他担任襄樊地区的绥靖公署主任时，被解放军将该区重重包围，他自知无法逃脱，曾举起手枪准备自 杀，后部下将枪夺去，自杀未成。被俘后，天天等死，结果出他意料之外，竟一直把他留下来。我从重庆被送到北京后，经常看到他在管理所的放风场花丛旁边一动 不动地站着，看见蜜蜂飞来采蜜，便轻手轻脚地悄悄把蜜蜂抓住，把自己的左手背和臂去让蜜蜂螫刺，有时一边螫一边咬紧嘴唇，一看就知道被螫疼痛了。我好奇地 去问他，为什么故意让蜜蜂去螫？这岂不是自讨苦吃？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他看过一本什么杂志上登过一篇文章，说用蜜蜂去螫患了风湿病的地方，比用其他任何方 法医疗，都能有意想不到的疗效。他左臂闹风湿痛，他便想用自己来作实验，如果真有奇效，便可大肆推广，让所有的风湿病患者都能不药而愈，这也是一项不小的 贡献，所以他宁愿以自己的肉体来作试验，看效果究竟如何。我问他螫了多少针了？他说还不到一百针，已感到比用别的方法好些，疼痛有所减少，可是还没有完全 治愈，所以他决心螫上一百针，作为一个疗程来观察。不过后来我没有看见他再去捉蜜蜂，可能已螫满了一百针，在等待看后果。
１９６４年春天，他刚特赦不久，我们便去南方参观。这时正值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蜂乱飞的好时光， 我一看到蜜蜂便赶快去喊他来捉，他笑笑摇摇头说：“不捉了！不捉了！螫了一百针，还是没有一点效果，还是依靠蜡疗治好的。”他一面说，一面把袖子挽起，指 着手臂上还留下的几个米粒大小的疙瘩说：“有些蜜蜂可真厉害，螫过隔了那么久，小疙瘩还是没有消尽！”老天未免太无眼睛，为什么让这个立志想为风湿病患者 创造发明奇效验方的好心人，白白被螫了一百下，一点成绩都没有呢！
汤尧装腰病骗饮虎骨酒
国民党国防部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有幽默天才，他不仅能文善武，而且是一个青帮头子，懂得的花样很多。每年春节的 联欢晚会上，他能表演京韵大鼓、八角鼓、讲相声，真是说唱俱佳，多才多艺的全面手。我最爱和他聊天，主要是他说话很幽默、有趣。有年快要过春节了，他忽然 对我说：“老沈，今年春节我请你喝酒！”我认为他又在开玩笑，因为管理所每到逢年过节，总同意让战犯们自费去购买一些糖果之类的食品，但却从来不准买酒。 我便和他打赌，如果过春节他真有酒，我这一向不喝酒的人，也和他干上一杯；如果没有，他得表演两段新编的相声。他一口答应下来，很有把握地说：“等着瞧！ 包准你输了！”打从那天以后，我便看到他每天跑医务所。到离春节只有三天时，我发现他瘦高的身上，左一块、右一块，贴满了伤湿止痛胶和大张的狗皮膏药，但 他还是跑医务所。到离春节只有一天的时候，护士送一个小酒杯给他，要他好好保存，不要弄脏弄破。临睡前，医生拿着一瓶酒，站在寝室门口，要他把酒杯拿出 来，满满给他斟上一杯，便站在那里，看着他一口一口地喝完，才把那一瓶酒拿走。我正在脱衣，他得意地拿着空酒杯走了进来，用舌头在嘴唇边上舔了几下，对我 笑着说：“你输了没有？”我也笑着说：“我们两人都没输，你酒吃了，却不能请我！”他坐下后，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得意地说：“这有何难，我装腰痛、关节 痛，医生给我许多外用药，我还一个劲地叫痛，说这些外用药不顶事。”过去他犯病时，只有饮虎骨酒才能止痛，医生为了让他过一个愉快的春节，所以给他去买了 一瓶虎骨酒，每晚临睡前，让他饮上一杯。他这着真不错，果然能在春节里每晚都喝上一杯。所以他一听到医生或护士叫他的时候，总是兴高采烈地跑过去，接受他 骗来的那杯虎骨药酒。
战犯患淋病怕见女医生
和汤尧恰恰相反的一个人，却非常害怕医生或护士叫他，这人是一个军长，姑隐其名，因其在海外还有不少亲属。此人 过去一向爱嫖，因他在担任中下级军官时，每到一地，总得尝尝当地女人的风味，柳巷花街，总少不了他的足迹。后来当了师长，钱多了，便讨上一个小老婆，但还 不能满足。当了军长后，小老婆便有好几个了。据他自己坦白出来，他所玩过的女人，编成一个营还多一点，可以增加一个直属排，大致在五百左右。当然，玩过这 么多女人，也会给他留下一些不光彩的纪念，他军部里，便有一个医官专门给他治花柳病的。被俘前，几种花柳病都基本上治好了，只有淋病没断根，还偶尔发作一 下。有次他去挂号看病。一踏进管理所的医务室，他马上就退了出来。因为只有一个新来的女医生在里面，那个常给他看病的男医生不知道上哪里去了，所以他不准 备让那个新来的女医生看。可是那位女医生已看到了他，见他退了出去，还以为他怕自己忙，没有时间给他看，便赶快把从医疗器械柜中搬出来的东西放回去，追了 出来把他叫了回去，他只好跟着她走了进去。这位女医生很客气地说明，她因为没有病人来，所以整理一下器械，还是先给他看病要紧。他便只好坐下来。女医生便 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他迟疑了一下，才慢吞吞地回答了一句：“下面有点痛。”医生很奇怪，便又问：“下面？是肚子痛，还是脚痛？”因为这些部位都可以笼 统称为“下面”的。这一问他不好进一步说明：“是解小便时有点痛。”她便叫他：“拿出来，我看看。”这一下使他不知如何是好。过去见了女人惟恐拿出来不 快，现在却害起羞来，慢慢把裤子解开。女医生看到他这样子，便鼓励他：“怕什么？哪个男人没有！”他才把那东西拖了出来。没料到医生还叫他站过一点，他实 在不好意思，只好移动一点点。医生却认为不够，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要站到她身边才好检查，他只好走过去。医生便用手抓住那东西的前面部分，用力地来回伸 缩，直到看见尿道口有东西流出来才停止，马上用小玻璃板接下流出来的东西，闻了一下，才叫他回去，说等化验后再给他开处方给药。他如释重负一样跑了回来， 把这一经过向我们介绍。大家都笑他，过去那么爱把这东西给女人，今天看都不敢给女医生看。他说：“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要先拿出来，万一她脸孔一板，责问 我，甚至扣上‘企图强奸女医生’的罪名，我怎么吃得消？”
第二天上午，那位女医生便到我们学习室把他叫了去。他回来时，我们看到他满头大汗，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便赶紧 叫他讲。他说真没有料到，那个女医生还带来十来个医学院的女学生，都很有兴趣地叫他把那东西拿出来给她们看，好几个都和那个女医生一样抓起来就来回扯一 顿，直到流出东西来才住手。原来是这种病解放后很少见到，许多医学院想找一个实例作教材都不容易，当那个女医生拿去化验，查出他是淋病后，便把那东西当作 教材使用，所以弄得他满头大汗。隔了一天，又有一批男女实习医生也把他找去看了扯了一顿。后来传开出去，凡是要看看淋病实例的都来找他，所以他一听到医生 叫他的名字，便感到害怕，不愿老去献丑。
张淦当战俘仍爱问卜
桂系军阀张淦，是统率广西三个军的兵团司令。他一生都迷信阴阳风水，遇事必先求神问卦。如在卜卦时，连卜上三个 阴卦，则为“诸事不宜”；如卜了三个巽卦，则为“凡事皆宜”；三个阳卦，就不太好也不太坏。这种问卜的方法，是用阴干的小冬笋，剖成两半，问卜时，先把要 问的事默念一遍，再恭恭敬敬地把两片卦合起来，向空一丢，看落下后的正反面，如果一反一正，便是很吉利的“巽卦”，如果两个都仰面向上，则为“阳卦”，两 面均朝下，则为“阴卦。”为什么这位统率数万人马的将军，在新世纪中，还会对那些东西那么迷信，一切取决于两片竹笋？我在战犯管理所时，曾问过他，他十分 自信地说，他过去从下级军官而慢慢升到中将兵团司令，完全是依靠这一东西的指示，无一不灵，他叙述从前内战期间和抗日战争时期与敌人作战前，他每一次能打 胜仗，都是先卜了三个“巽卦”才下定决心的，而且每次都取胜。我便笑他为什么被俘前不先问卦，免当俘虏？他把头一摇，长叹一声：“这是天意，非人力可以挽 回。文王善卜，尚被囚百日，又何况我辈哉！”我后来从他部下一个军长口中才了解到，他在和解放军作战时，也必先问卦下命令，一进一退，都依靠卜卦来决定。 结果一次次打败仗，他还不肯听信参谋长的劝告，最后连司令部也被包围。许多人劝他赶快逃走，他还不慌不忙在卜卦，卜完后便笑容满面告诉劝他逃走的人，说什 么那个司令部的方位和卦上都指示他，可以逢凶化吉，马上会有援军将包围的解放军击溃，用不着跑！他决不干那种丢人的事等等。话犹未了，解放军已冲入司令 部，他连那一副宝贝卦都没有来得及带上便束手就擒。
在战犯管理所中，他虽没有卦，但还是遇事必问卜，没有卦就用自己穿的鞋子来代替，连分配他一个床位，他都先要用 鞋子卜过之后才决定，如方向不合卦上的指示，他一定要坚持他认为有利的方向。为了这件事，在管理所中便开过对他的批评会。最后，他还是表示，他死也不能改 变他这一相信卦上指示的信念，什么人的话他也不接受。话既说到了极顶，“死也不能改变”，也就没有办法对他再提意见了。
孙楚焚香念毛选另有原因
和张淦一样，迷信这一套东西的还有一个，便是山西大军阀阎锡山的得力助手孙楚。解放前夕，他是代理阎坐镇山西、 死守太原的总指挥官，山西绥靖公署代主任（原为副主任，阎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后，由他代阎负责山西的工作）。不过这人比张淦做得聪明些，不很仔细观察，还 不容易发觉。我和他是在同一学习组，每次调整床位、座位时，他总是要先弄清楚南和北的方向，再看自己分配的床位、座位是否睡下坐下后吉多凶少。有次调整房 子，我因常常写材料，便分配了一个靠近窗口的座位，他不写东西，就给他分配在一个角落里。他想改变一下，没有得到同意，便私下和我商量，想和我对调一下。 我问他为什么要换？他看我平日对他很照顾，又不愿得罪人，更不爱向管理人员去汇报别人的事，他才悄悄告诉我，他那个座位对他不利而对我有利。因为他根据两 人的年龄、生肖等来推算，他宜面朝东，我则宜面朝西。我表示不相信，他才把太原解放前的一段事讲了出来。当时阎锡山许多部下集合到几个地下室内，把太原市 最漂亮的女人找了去，最好吃的东西也弄了去，在那里尽量寻欢作乐，准备在死去之前玩个痛快，他却不去参加。因为他问了卦，即使太原被攻破，他也无性命之 虞，所以等到解放军打进市区，发生激烈巷战时，守在碉堡内那些高级军政人员，在玩够吃够之后，使用炸药将那些碉堡地下室连人一起炸毁了。他虽然被活捉，却 没有被杀。因此他更加相信这一套。他每到晚上一定要焚香默祷，解放后，没有求神用的香可买，可是还能买到一些芭兰香、香水香等。这是用来消除臭气，使房内 空气中带有香味的一种卫生用品，他买了不少，每晚自学时便燃点一支，插在桌上，香气四溢，大家都很高兴。他却手里拿一本《毛泽东选集》或一张报纸，表面上 好像他在认真学习，实际上他是默求神灵保佑。我如果不把他告诉我的那些话写了出来，谁也不会知道当时他焚香默念的这一真相。
标题本报所加。相关链接：《沈醉“狱”中趣闻》 沈醉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定价２１元
（转自http://www.chinapostnews.com.cn/282/jd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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