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一九八三初冬，位於紐約的「美洲中國時報」捲入台北的政治風暴，我正擔任該報的總主筆。一篇呼籲雷根不應再競選連任的社論，竟然會演變成「破壞中(指台灣)美邦交」的罪行。有人打小報告給蔣經國，指摘這篇社論陰謀分化中美友誼，余紀忠(中時老闆)一定別有用心。聽說蔣經國為此大發雷霆，直斥中國時報比「共匪」更惡毒，消息傳出「宮廷」，余老闆不得不有所行動─立即由台北飛赴紐約，下令撤總主筆職。我於下午三時應召謁見由機場直赴辦公室的余老闆，四時正，我已捲了舖蓋，變成失業遊民。
在 美國失業，與台灣大不相同，既無親友可資告幫，也無財產向銀行質押。老闆為了避台北之嫌，不僅斷了我的薪資，甚至也避不接見。此時雖有各方慰問，但吃飽肚 子仍屬優先。不得已，與友人合夥在紐約康尼島上擺地攤度日。雖云美國是商業國家，勞工至上，絕無顏面問題，但畢竟隔行隔山，往往有手足無措之感，此時方知 「百無一用是書生」，所謂「胸懷大志」云云，也得向路人低頭，吆喝著拉攏顧客。
三個月後，小生意漸入佳境，但突驚聞美洲中 時宣告停業。理由是台北壓力太大，加之江南案使台灣的國際形象大損，蔣經國健康亮起紅燈，王昇自設小朝廷─「劉少康辦公室」，另立權力核心。余紀忠先生抗 拒不了這股妖風邪雨，為了保全台北的中國時報，只能斷尾求存─關掉美洲中時。這在美國的僑界是一件大事。斯時中共正處於改革開放初期，美國的僑界乃是台灣 與大陸相互鬦爭的最前線，兩岸都想透過海外的媒體展示其正面的形象。台北要凸出的不外是民主、自由、經濟繁榮；大陸要展示的是走出獨裁專制，要與西方接 軌。國民黨逼迫美洲中時關門，確是宣傳策略上的一大敗筆。中時在美創刊雖僅一年餘，但自由主義的形象已贏得僑界知識份子的喝采。美國東西兩岸的學界名人， 尤其是知名大學的諸多華裔教授，都樂意為中時撰稿，或與中時的同仁結為摯友。他們嫌世界日報(聯合報系)立場太右，而左派媒體則水準太差，不屑一顧，因之對中時期許最深。及至中時關門大吉，僑界媒體面臨重新洗牌，左、右兩方都全力爭取中間這塊版圖。
世 界日報最大的失策，就是未及時將中時的失業員工納入旗下，壯大其陣容；相反的，左派的北美日報立刻有了反應，派人向我遊說，畀我以社長兼總編輯之職，並願 由我網羅中時離職員工十餘人入夥，期能使北美日報一新面目。我正在猶豫之際，關鍵人物出現，那就是陸大哥。他向我詳細剖析了北美日報的左派背景，也以他在 中國大陸坐監二十餘年的經驗推斷中共很想以具台灣背景的專業人士為他們在美國製造形象。因此他鼓勵我不妨一試，但他建議我提出訂立合約的要求。理由是左派 人物對美國的法律、制度尚未進入情況，一紙合約，對他們仍有相當的約束力。陸大哥隨即主張我提出三大條件：(一)報紙立場必須超越黨派，以中國全體人民福祉為優先，任何人不得干預編輯政策。(二)合約三年，中途不得解約，如任一方違約，必須付出賠償。(三)合約需經雙方之律師見證簽字。未料我依照陸大哥提出上述條件時，對方一口應允，經簽字後，我就脫離了小攤販的生活，重新回到媒體，並讓一批失業的朋友獲得新工作。
後 來的發展，讓我不得不佩服陸大哥的先見之明。第一年，一切順利，北美日報成為一張泱泱大報。第二年，該報負責人開始插手編輯事務，雖然不敢公然介入編務， 但卻私下拉攏編輯、記者，施以小惠，分化他們與我的關係，其實也不過塞些小新聞進入版面而已。第三年，情況大變，北京派來中新社社長諸有軍先生與我面談， 而北美則引進一些左派新人進入報社，改革版面，也改組人事。此時我不得不祭出合約，北美則忍痛多付出了六個月的薪水，了卻一段我與左派媒體的因緣。每念及 此，我都感謝陸大哥對政治在媒體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透徹了解，以及對我個人的關愛，使我能在左派媒體中一展身手，也能及時而退，終未沾惹一絲一毫的政治腥 膻。
其二：我於一九八七年底回到台北，陸大哥則定居美國舊金山，但常來台北「掛單」，活躍於新聞界。新聞圈的重要活動，他幾乎無役不與。大約是一九九七年中，TVBS電 視台以「蔣氏父子遺體是否應遷葬大陸」為題，邀請幾位媒體人士上叩應節目，陸大哥與我都應邀出席。陸大哥在節目中認為應尊重蔣氏家屬意見。當時蔣緯國先生 尚在人間，堅主移靈至浙江奉化，回葬故土。我則持相反意見，認為蔣氏父子在台半世紀，已屬公眾人物，他們雖然往生，但安葬何處仍有象徵意義。何況民國三十 八年隨政府遷台之軍民，在情感上亦不願蔣氏父子遷葬對岸。此一議題，陸大哥與我各執一己之見，辯得面紅耳赤。節目結束，我趨前致意，略表意見不同之歉意。 他的答覆竟出我意料，他說：「我與你看法相似，只是蔣緯國是我好友，我的做人原則是友誼重於是非，為了好朋友，犧牲一點原則，亦無所惜」。這一席話，讓我 沈思良久。做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究竟是非與友情孰重？怎樣才能取得平衡？
陸 大哥是一位熱情洋溢的漢子，為朋友既不惜赴湯蹈火，有時顧不得是非原則。因此，陸大哥的人際關係，永遠是四通八達的。他不堅持什麼政治立場，所以他能採訪 到胡耀邦，也能採訪到李登輝；他可以與王永慶稱兄道弟，也可與販夫走卒共話家常。這造就了他廣大的採訪面，也造就他資訊網的無遠弗屆。由於他那熱力四射的 個性，人人都願做他的朋友。做他的朋友不會被出賣，做他的朋友會享受到一種被關懷的溫暖。他不會介意你的政治傾向，也不會因你的權勢與財富而對你特別阿 諛。在美國，除了兩岸的左、右兩派的要人外，他也結識了一大票台灣的「黨外分子」，諸如康寧祥、許信良等，都成為他的好友。他人面之廣，華人新聞圈內，恐 無人出其右。
綜 觀陸大哥的一生，儘管他的開朗、風趣的個性令人如坐春風，但畢竟生在這個大時代中，仍有其命途多舛的一面。他的前半生，中央日報讓他大展身手，尤以報導孔 宋貪瀆的新聞，名聞遐邇。惜乎中央日報是一份黨報，豈容得他大爆內幕？如果他當時是大公報或文匯報的採訪主任，很難想像其成就將是何等風光。
他的不幸是國共內戰使他不及逃亡而隔於昆明城內，在中共的獄中坐了二十一的苦牢。出獄時已年逾花甲，人生的黃金年歲竟消耗在黑牢中，令人欷歔。而最令人感動、欽佩的，則是出獄後的二十年，竟以古稀之年，無一日離開新聞崗位，每天奮筆疾書，且大部分文章均能集結成書，為後世作見證。
這 二十年，對陸大哥而言，也是路途艱辛的一個階段：一是未能遇見一位有識見、有胸襟、有財力的報業主雇用他、信任他，使他能發揮所長，縱橫筆陣。他出獄後流 浪香江，得識前台灣日報老闆傅朝樞，適傅先生在香港創刊「中報」，聘陸大哥任總主筆。惟傅先生辦報之理念與陸大哥南轅北轍，未幾即分道揚鑣。陸大哥此後移 民美國，除了掛名香港「百姓」周刊社長外，在美並無一棲之地。他定期在「百姓」寫專欄，並兼在香港「九十年代」、明報、信報等寫些不定期專欄。雖然他沒有 固定的記者工作，但他仍無一日不在「跑新聞」。他不會開車也無車可開，為了跑新聞，竟敢在紐約街頭攔車要求「搭便車」，那股對新聞的熱忱，當時我這位小伙 子，實在望塵莫及。
他人生的最後十年，雖專注於寫書，但重大事件的採訪，絕不會少了他的身影。猶記得一九九五年李登輝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時，記者雲集，電視螢幕上突聽見一聲大吼，響徹 雲霄，原來是陸大聲在向李登輝提問，因被警衛隔開數十公尺，充分表現其「大聲」的本色。紐約距康乃爾四小時車程，陸大哥居然也設法到了現場，而此後亦未見 其在任何媒體上發表其報導。足見他的記者生涯已內化到他的每一細胞。有重要新聞就不能缺席，至於寫不寫新聞乃屬次要，刊不刊出更屬次要。也許某一日寫專欄 時，這條新聞就成了他的筆下材料。
某 次，陸大哥諸好友在台北為他舉辦了一場八十大壽慶生會。我不免上台說幾句應時的話。我調侃地說：「每個菩薩都要有個棲身的寺廟，我們從未見過任何一尊在街 頭亂跑的菩薩；要有，就是我們這位陸大哥了。他真是新聞界的奇葩，他不屬於任何報社、通訊社、雜誌或電子媒體，但他卻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記者。這不就是一尊 不坐在任何廟宇神座上而在街頭亂跑的菩薩嗎」？
也就因為陸大哥不屬於任何大廟，他反倒可到處「掛單」，與各廟的方丈平坐論禪。也因此，他才不致犧牲自己的理念與見識，才不致淪為方丈的「代書」。盱衡今日華文媒體的生態，大陸固無論矣；台灣則是藍、綠廝殺的戰場，而香港與美國的僑界，則是左、右壁壘分明，各忠其主，新聞界哪有獨行俠的空間？陸大哥獨樹一幟，既有「不言祿」的勇氣，就不必依附大廟以壯聲勢。這是四分之一世紀以來華文報界的唯一異類，怎能不令人又敬又愛？
陸大哥終於離我們而去了。在另一個世界中，但願他能在一座受十方供奉的大廟中安息，不再為新聞奔走，不再櫛風沐雨在街頭亂闖，因為在人間，「那美好的仗已經打完了」。現在，我想引一段聖經的話：「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陸大哥，安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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