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的人们中，有得仅仅“上访”几个月，精神已经有些失常。从国内到国外，我常常遇到的一个疑惑是：那些行为卑劣、引人憎恶的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出自个人品德操守问题，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经历的迫害或忧患造成的精神失常呢？
可作相反标本加以剖析
陆铿真是可以作为一个相反的标本加以剖析。我的经验告诉我，人的主体状态——他的精神实质和性格以及神经的坚韧程度，外界环境之侵蚀（无论是致命的摧毁或诱人的腐蚀）造成的伤害之大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陆大哥的热情豪迈，刚正不阿，如快人快语，人所共知。但一九九一年的一次事件中他的表现，仍令我感到震惊，大概将为我一生中难忘的十大印象或五大印象之一了。
洛杉矶有一家《新闻自由导报》，一九八九年“六四”后创办的。一九九O年， 热心的民运人士权华经过长时间努力，成立起一个理事会，请我担任主席。本来心想无非是挂个名罢，后来却忽然认真起来，觉得把这张报纸办好，设法打进国内， 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他们登报纸招聘，找不到一个合格的总编辑，我推荐已在《导报》工作的程凯先生担任。程凯自十八岁起从事新闻工作，曾任《人民日报》驻深 圳首席记者，后又任《海南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干得很出色。天安门运动后被迫逃亡海外。我心想，到哪里找一个更理想的《导报》总编辑呢，便来推荐。不料讨 论着个人选的理事会竟花了近一天时间，我费了很多唇舌，才被接受下来。其实我连程凯的长相都不记得——不过在《人民日报》每年一次的全国记者会议见过面 ——打打招呼而已。
一部电脑引致人事纠纷
程凯上任不久，《导报》便有了明显的起色。但是刚刚干了三个月，忽然传来 了程凯决定辞职的消息。事情的起因是一位爱国华侨曾把一部电脑借给《导报》，用来排版。这位先生很富有，本来是愿意捐赠这部电脑的，但他留了一个心眼，担 心这家报纸有一天可能被共产党或国民党势力所掌握。一九九O年年底，他发现《导报》新成立的理事会里 有几位国民党人士，其中有一位还是十分活跃的，便要求收回电脑。经我请求，他同意暂缓。但到了一九九一年年初，他发觉《导报》的执委会（设在理事会下，掌 管报纸）负责人倾向国民党人士，便决定无论如何要收回电脑。怎么办呢？支委会主席权华主张放弃电脑，到外面去排版。总编辑程凯懂得一部电脑相当于一家报纸 的排字车间：报纸没有自己的印刷厂尚可，排字车间却不能没有，便坚主必须买一部电脑。到外边排字组版，每月开支也要二、三千元，并无这笔经费；权华就主张 编辑部裁人，由五人减为二人。但这又是程凯所不能接受的。报纸虽小，倘要办好，必须改进，两个人是无论如何不能完成组稿、编改、采访、校对、发行和广告业 务等工作的，更何谈改进？权华坚持她的主张，于是程凯便愤然递交了辞呈。权华并未挽留，另有两位编辑，也决定去职。
我觉此事严重，便电告权华暂勿接受程凯的辞呈，待开过理事会再说，她也表示了同意。然而事后她还是接受了辞呈，并决定由理事王超华代理总编一职。
陆铿是《导报》的顾问，我请他列席理事会会议，他很是踌躇。我力请他参加，才同意。当时我想：大声为什么犹豫呢？是不是不愿卷入这类纠纷呢？——他毕竟住在西岸，而当时民运内部分歧已经明显，权华夫妇又非一般人物，他总不能不考虑今后自己在加州的处境吧？
开会那天，他按时来了，坐在我的旁边。主席权华宣布议程。第一项，“刘宾雁主席宣布开会”：第二项是“选举大会执行主席和秘书”。
会议议程人手一张。我也看了，却完全没有理事会有什么问题。这会并非“大会”，理事总共只来了九人。还要选一个“执行主席”吗？我想都没有想这里边有什么奥妙。看来是早有准备，“执行主席”的候选人虽然迟到，还是全票当选了。
大声责权华搞阴谋诡计
这时忽然间，听见一声大吼。陆大声说话了！议程上没有这一项。他开门见山，向执委会主席提出抗议：“权华呀权华，我一直认为你这个小姑娘（不小了，四十岁上下，当然也早就不是姑娘了）非常优秀，甚至想过你有一天可能当国务院总理呢，怎么今天你搞起阴谋诡计来了呢！”
不用说，全场震撼，人人愕然。大声继续大声说，比平时更大声，那音量和气势就可以想见了：“刘宾雁先生就是理事会主席，他大老远从东岸赶来，你为什么不准他主持会议，还要选个什么执行主席呢！……”
这时—这是第二次令我、也令所有人感到震惊了，一位七十岁的长者，为人固属激情份子，喜怒形之于色，然而想不到他今天会激动到这程度，竟放声大哭起来，在泣不成声中，他又说：“你分明是想剥夺他的发言权嘛……”
都知道陆大哥心脏不好，此时已气喘吁吁，气得说不出话来了，怎能不担心他出事？众人七嘴八舌急忙劝慰老先生消气，千万不要过于激动。
还好，陆大哥平静下来了。我的心（不是心脏，另一个心）却不能平静了。因为事情同陆大声本人利害全然无关，他不过是《导报》的一位顾问，比我还远上一层。他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呢？只能有一个原因，即出于一种道义感，及对权华的失望和对于她采取不正当手段的愤慨。
出于道义不涉个人利害
会议结束后，《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小姐来访陆铿，问他为什么会嚎啕大 哭。陆铿回答说：“我太伤心了，因为民运如此艰难，还要搞内斗，实在令亲者痛，仇者快。”说着说着，他又流起泪来。翌日《世界日报》刊出了陆铿流泪、刘宾 雁痛心的有关报导。我意外地发现：原来大声和我一样，都曾对权华有过很大的好感和很高的信任。我是一九八八年到加州理工学院给中国留学生做演讲时偶然认识 权华的。她的丈夫在那里读博士，她本人在东岸读书。此人容貌平常，矮矮胖胖。剪了短发，衣着朴素，健谈而说话很甜，给人的感觉是热情、亲切，似乎随时准备 着给你以帮助。
谈吐中看得出一定水平。这些东西综合起来便形成一种个人魅力。我同时也了解到她夫妇积极於社会活动，观点和我一致，主张民主。
其实也只有这么一点短暂的接触，心里留下的印象却很深。记得有人劝我以留学生为题材写一点报告文学时，我就想到可以把权华和她丈夫写进去。这就和大声的“国务院总理”是一个路子。
这时候，我在观察海外民运中的是是非非时，已经觉察到中国人对于与己利害 无关的事的那种明哲保身、明知不对却不说话以免得罪人的态度之可怕了。并深感此害不除，今后中国人必将吃大苦头。这一次我见到一位饱经忧患、自然也深谙世 故的中国老人，为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拍案而起，仗义执言，自然大受鼓舞，也对陆铿兄有了深一层的认识。
我请他来，虽因预感到这次会议可能会有麻烦，却并非借他一臂之助的意思。他是顾问，没有投票权。不过是希望有一位他这样的人做个见证而已。想不到他竟然能在此大张正气。
有组织有预谋多数得胜
然而后来也叫人伤心，无论是陆大哥的拔刀相助，或我在会上的短兵相见，两员老将最后都败下阵来。每次表决，都是七：二，我是永恒的少数。若非马大维先生陪榜就更见可怜，必定是八：一了。
我去洛杉矶前，曾向全美学自联主席为成立“自由民主党”而和权华夫妇打过 交道的一位先生打听其为人。得到的回答是这对夫妇非同小可，南加州的留学生基本上都在其掌握之下（《新闻自由导报》理事会中的多数是这支力量的骨干分 子）。他没说，但我后来从不止一个来源处获悉，这对夫妇在那次筹备会上也有非凡表现。以致那个党最终告吹。
大声能一眼看穿会议议程中埋下的问题，却无法看到会前和幕后的种种部署，以及那些理事们同权华之间亲如手足的关系。既然讲民主，你怎能战胜一个有组织又有预谋的多数呢？
会议的最后一天，程凯提出一个方案：他不再坚持编辑部全员不动，可以裁减 一人，把省下来的薪水用于分期付款购买一台电脑。这不是两全其美吗？编辑力量基本不减，又有电脑可用，几个月后就归自己所有，那减掉的一员又可归队了。这 个方案还有何可以挑剔之处呢？我认为程凯的复职是必定无疑了。
想不到忽然有一个人站起来宣告她要和程凯竞选总编辑一职。她说她的施政方针和权华的主张一样，还是裁人三个，到外边排版。她还说，她知道这样做《导报》只能维持，不能改进，而且她只干三个月，就要去读学位。
接下来投票表决，仍然是七：二。这位女士光荣当选。我失败了。
《新闻自由导报》本来是十日刊，权华主办的理事会成立后改为周刊。经过这场风波，这张报纸又由周刊变为双周刊了。
这就是两位老将出马不抵一员小将的故事梗概。然而我这三天时间也并未白费，收获是进一步认识了一位老将和一位小将，也间接增长了一些新见识，对于中国今后的主要敌人将主要是中国人自身这个问题，心里更清楚了一些。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一日於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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