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菊人与陆铿（右）在旧金山民主女神像前合影
人生际遇无常，又受时间空间的隔阻，人与人之间能够相遇，而又结为知交，是靠一种缘分的。我与陆铿大哥本来天隔一方，他在昆明的监狱里，我在自由的香港，彼此年岁相差了一大截，资历、背景、个性都完全不同，自他出狱并来了香港之后，彼此成为肝胆相照、忧患与共的朋友，情如兄弟，共同创办事业，试问事先怎么想得到，不能不归之于缘分，这个缘分，在我这个小老弟来说，感到是平生难得的机遇和幸运。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他刚来香港的日子，卜少夫老大哥为他接风，我忝陪末席。在此之前，我已略为听闻他的事迹，特别是揭露孔宋贪污案，本已对他十分钦佩。此刻亲见其人，亲耳听到他的讲述，在满座的唏嘘、赞叹、和庆祝他逃出生天的话语中，我五内触动，热泪盈眶，当时我的感触，虽然隔了快二十年，到现在仍然清楚记得，印象很深。
我们的第一次合作，是为《明报月刊》向他约稿。那是一九七九年，要出版《中共建政三十年》特辑。是孙淡宁大姐出面邀稿的，她在大陆时就知道陆大哥。陆本来犹豫，后经认真考虑，才执笔撰写。不过事后这篇题为“三十年大梦将醒乎？”的煌煌巨文，我读原稿就像得到了宝贝一样。发表后读者则更是交口称誉，认为是评论中共数十年以来极少数最精彩的文章之一，有事实、有理据、有感情，痛快淋漓，真是第一流的文笔。《明报月刊》这一期自是洛阳纸贵，《读者文摘》林太乙要予转载，台湾方面有人向我接洽购买万部，大概是“内部发行”，那时候《明报月刊》还是被定为“匪情刊物”。
接着，我们就开始了共事十多年的日子。先是与傅朝枢先生合作创办《中报》和《中报月刊》，我才开始真正认识他做事的冲劲和干劲，他作为总主笔，又刚来香港，对香港社会并未熟悉，但他马上就进入情况，知道什么新闻重要，在他总主笔的社论写得非常精彩之外，还约了很多的好稿，并且利用任何机会去取得大陆的独家消息，布置新闻线索，譬如刘少奇在家乡获得平反，就是他事先联络蔡省三先生乘到大陆旅游之机而获得的，轰动全球。对于香港新闻，他认为重要的，甚至自己去采访。这本来不是他的职责，但因为采访部最初没有做好，他只好自己出马。
然而令我感念最深的，是傅先生对我作“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要求他保持中立，他大声地回答说：“在道义问题上是没有中立的！”其实他可以置身事外，然而他坚决地站在我的这一边，对我的帮助很大，也给我以极大的安慰。我们知道，他当时要养家，《中报》是他来港后的第一份工作，没有了这份收入，生活就会马上陷入困境。但他全然不顾，一心以朋友道义为重。这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俗世间又有几人能之？
我们先后离开《中报》，吴甿、张文达、林也牧、黄锦江诸兄亦陆续离开，一起创办《百姓半月刊》。余纪忠先生对我特别同情，予以鼓励，并义助一笔创办费。他本来是不要我还的，但在《百姓》逐渐有了盈余，五六年之后，我分三批汇寄归还时，余先生把最后一批退回，说是已经还请了。这是对我於困境当中的仗义之助，我是铭心感激的。
在《百姓》十多年当中，我和陆大哥合作无间，他后来到了美国，身兼《华语快报》的重责，对于《百姓》的工作亦毫无半点松懈，写稿、约稿、采访、开座谈会，如在香港一样。遇到有什么大困难，他就会马上从纽约赶回来。在这十来年中，他每自美国回港，我就增加了信心，整个办公室也立刻添了生气。这时因为他充满了工作的劲力，点子又多。在他秉性而言，似乎天下无难事，任何困难都有办法解决似的，他自命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并非虚言。用大陆的通俗话来说就是“富有战斗精神”，愈是艰难的事情，就愈会激发他冒险犯难的勇气。在他这部回忆录中，应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
在里面，我只举出一个在他看来十分平常的事例。有次香港打十号风球，他早上起来就要上班。但走到街上，狂风暴雨、无电车、巴士、的士任何交通工具，按常情常理，应退回家中等待风小的时候再出发。但他面对风雨的横暴，决不退缩，就要和大自然斗一斗，从北角到湾仔步行到办公室。这可以反映出他平生所遇到的横逆，如为了新闻甘冒坐牢甚至杀头之险，而仍然硬冲过去的英勇个性。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无论从面相、身材、健力、动作、衣色、声音、冲劲等各方面综合来看，我除了形容他像一头猛虎之外，实在想不到其他更合适的描述。特别是他在街上走路的时候，他向来是直来直去的，头部绝少左顾右盼，也不向后望，一往无前，这不正是老虎的特征吗？以他采访新闻勇往直前的精神，正足以证明他性格中的虎性。
不过，采访新闻并不是单靠横冲直闯的“虎性”就能奏效，这当中还需要很多的说词、技巧、机灵、待人接物的态度、博取别人的信任、审时度势的考量，千变万化，花样百出，这於他是优为之的。我听过他说以前在大陆一些采访的故事，如何运用机变，不禁拍案叫绝，不知他在回忆录中会不会写出来。就在《百姓》时期，也有不少。单以采访班禅夫人来看，如何了解她的际遇，如何探到她的住址，如何赚到守卫森严的警卫开门放进，如何让班禅夫人接受访问，实在要有随机应变的本领。又如何访问胡耀邦、许家屯，也经过很多的曲折。
我想说明的是，不少友人说他粗枝大叶，其实他是粗中有细，刚中带柔。我觉得也可以用他的字迹来说明他这种个性。很多人说他的字迹难认，写的龙凤飞舞，在似以不似之间，有大而化之的味道，然而其实若一笔一划细细看来，却是清清楚楚，毫不苟且、笔划又极为深刻用力的，但表面看来却令人飞舞凌乱、“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叹。我觉得从他的字体，最可以显出他粗中有细、刚中带柔的一面。但本质上还是耿直。
又有人批评他“口疏”，藏不得秘密，也许在小事上是这样的吧。但是他如果要守秘，却是守得极紧的。当年他揭发了孔宋大贪污案，供给他消息资料的那个人，晚上跑到他家，跪在他的面前，请他不要说出来。他说：“我即使杀头也不会泄露，你放心好了。”结果在逼供之下，确是承担了杀头的危险，也没有说出来。而且一直守秘了几十年。我想就凭这一点，加上他为新闻而坐牢、受苦受难，和他采访的精彩业绩，矢志一生为新闻事业服务，视新闻为第一生命，综合来看，实可以称为“新闻记者的典范”。
他极重友情，是一个可以为朋友赴汤蹈火、救难扶危的人物。如对于李荆蓀之冤案，他愤愤不平，上面我提到“三十年大梦将醒乎”这篇文章，就用了“陈棘蓀”这个笔名，以表示对李的怀念。后来李荆蓀在台湾出狱，不久逝世。陆大哥在纽约，一定要去台北在他灵前鞠三个躬。但在当时他列入台湾黑名单，连时任国安会秘书长、他的老友蒋经国将军都告诉他，他若来台，不能担保没事。但他坚执要去，以表他哀痛的心情。是我判断当时形势，及当时申请入境的种种迹象，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力陈利害，传真给美东的杨力宇教授转给他，他才万不得已打消赴台之意。对于他这决心冒着再次坐牢之险仍要送李荆蓀最后一程的冲动，我深深体会到他对朋友是如何情意深重。
当然，任何人都是有缺点的，陆大哥自亦不能免。他这本自传定名为《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为什么要忏悔，我亦知道，这里就不再说了，且看他书出来以后自己怎样说吧。
在知道他的回忆录写得七七八八之时，我在四月底在《明报》上写了《一部值得写的自传》的小文，点出了这部自传的历史价值所在，附录于下：
一部值得写的自传
人世间的传记多得不得了，但并不是每一部传记都是值得写的。有巨贾请倪匡为他写传记，倪匡回答说：“你又不是在学术文化上有贡献，在文学艺术上有建树，对国家民族有功劳，为什么要为你写传记？”说得真好。
但有一个人是绝对值得写传记的，那就是陆铿。自他於七○年代末从大陆到香港，我就听到不知有多少朋友敦促他，把他的经历和遭遇写出来，这当中也包括我。而他自己，亦有强烈的写自传的意愿。但是十多年来，虽断断续续写了一些，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完成。
去年，他下定决心，借助台湾南港中央研究学院学术活动中心，专心写他的传记，现在已完成了七七八八，只差最后两章，已商定由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不久即可面世。我衷心为之欣庆，期待着先睹为快。
天可怜见，朋友们敦促他写出来的经历和遭遇，竟是苦难的记录，他坐过国共两党的牢，先后二十多年，受尽苦楚，经过险被处决的鬼门关，结果还是活着出来了。此种勇气和坚毅，非常人所能为。苦难固然引人同情和叹息，忍受苦难的煎熬亦令人佩服，然而苦难的由来却是因为内战中共军渡江时发了准确的新闻，在反右时说了应该说的真话，而在更早的时候，则是冒大险、犯天颜揭发孔宋贪污案，可以说苦难的背后是为了正义。为了正义而受苦，正是他的自传值得写的原因。
那是一个勇敢的中国记者的经历，反映了做一个忠诚正直的记者是如何的艰难，同时，也反映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是怎样的一副面貌，表现了历史的一部分，又怎可以不写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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