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治安：陆铿离境真相

　　陆铿先生是资深的名记者、名报人，也是政治上的活跃人物，他与蒋介石、于右任的关系都不浅。其号“大声”就是于老先生赐予的。他当过中央日报的副总 编，也是中国自有广播以来的第一个电台记者，“二战”时去欧洲进行过战地采访，他还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过揭露“四大家族”及同情共产党的文章。陆铿以敢 说话自诩并获同行称道。

　　解放后，陆铿曾是云南省政协委员。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定为历史反革命，被判刑，一九七五年获释。他一九七八年离开大陆赴港。此后陆先生重操旧 业，穿梭于港台大陆美国西欧之间，访旧友，识新交，笔耕不已。一九九七年出版了六七十万言的《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书中《回归自由.三撞邓小平》一章，多 有一面之辞，不实之辞。如说，一九七五年他被放出来后，邓小平亲自批准他去香港，因一九七六年“批邓”，事情被搁了下来。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复出后，又提出 放他出去。又如说一九七八年童小鹏曾召集统战、公安、国防、外交、调查五部副部长开会，共同决定其命运，云云。

　　我作为当年他“回归自由”门槛边上的操办人和见证者，曾和他一度朝夕相处，为其服务。承蒙抬爱，他在大作中封了我一个“科长”。他从云南来北京，住在 民族饭店七层东头一个朝南的标准间（书里说成住北京饭店），我住在他对面的一个小套间。香港新华分社专事来京的黄文放同志与我同住。

　　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样的？

　　一九七五年，国家特赦释放了全部在押战犯。毛泽东主席指示，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提供方便，发给路费，来去自由。回不去住香港或去外国亦可。到了台湾或从香港再回大陆，均表欢迎，同样给予安置。这是当时中央对特赦释放人员的一项重要政策。

　　当年四月，陈士章、王秉钺、王云沛、周养浩、段克文等十个人，经香港要求去台湾，现在还健在的有蔡省三先生。

　　在特赦全部在押战犯时，一些地方公安厅局长提出，特赦释放的战犯，有许多人只是校官，而地方监狱还关着不少将官哩！周恩来总理指示，清理全国的监狱， 把国民党县团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全部宽大释放。由公安部、统战部、调查部等部门派员成立“清理办公室”，我是办公室工作人员。这项工作自一九七五年六月开 始启动，经过调查，鉴别，共认定了一万余人。陆铿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

　　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批准了由公安部报送、邓小平签呈的释放这些人的有关文件。比照对战犯的政策，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去。陆铿离境前，已有不 到一百人提出了回台或去香港、澳门和国外的申请。当时申请出去的重要理由，就是“与家人团聚”。陆铿也提出了申请，而他的亲属都在内地，理由不充分，人是 列在了名单里，但未获批准。

　　一九七六年二月，我送徐应鹏（原国民党空军第五路作战处上校处长）、赵秉钰（原蒋介石特别警卫组外围组组长）、朱丹（黄埔四期生、原国民党少将）三名 释放人员自广州出境，陪他们在广州、肇庆、佛山参观了一个星期。二月二十七日，在去佛山参观途中，徐应鹏对我说：“我和陆铿很熟悉，在北京民族饭店时曾接 到陆的一封信。在我离开云南时，陆对我说：你到美国，见到我的弟妹，只说一句话：我们的命运是上帝决定的。我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陆说，我们只能在天堂见 面了。情绪很消沉。”徐介绍说，陆的联系面很广，在国外有不少朋友，如出去，能做许多工作。我告诉徐应鹏先生，陆来了很多信，情况我们了解一些，他是名记 者，与香港的卜少夫、费彝民及台湾丁中江、美国的赵浩生关系不错。我记住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向领导上汇报。徐先生很高兴，像是完成了朋友嘱托的一件大事。 第二天，即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我送到罗湖桥头，徐进入香港，由其女儿徐南苹接去美国。

　　回北京后，我在民族饭店向清理小组的领导童小鹏、罗青长、凌云等汇报了此行的情况。其中也谈到陆铿想出去，可否让他出去？一九七六年四月，在一次有关 会议上，研究我整理的包括陆铿在内的七十多个申请出境人员名单时，新华社香港分社一位副社长说，陆铿在香港没有亲属，建议以后再说。我们则解释，他是香港 《新闻天地》的创办人，《新闻天地》社长卜少夫曾来电欢迎他去港。会后我们又征询香港《大公报》费彝民的意见，费公说此人朋友多影响大，放出去能发挥作 用。还说如果工作做得好，他不至于走到对立面上去。当时因正处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这事暂时没有下文。

　　由此可见，从一九七五年底到一九七八年一月，并不存在陆先生所说的“最后是邓小平批准了我的出境。不巧，他批了以后不久，‘四人帮’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的出国当然也就搁了下来”这一事实。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就陆的问题写了一个报告给凌云同志，凌云说，不止是他一个，干脆，直接向中央报告。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我们写了《关于宽大 释放人员申请回台去港问题的请示》，报汪东兴、纪登奎、乌兰夫和耿飚，汪东兴批转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阅批，他们在各自的名字上划了圈，均未签 批任何文字。当然，划圈就是同意。《请示》中讲到，目前还有五十九人要求回台、去港或出国。拟先安排陈珍干等四人于一九七八年春节前去香港与家人团聚。同 意陆铿春节后去港。其余五十四人，拟在五届人大之后再作研究。《请示》中还讲到，鉴于陆铿在港台影响较大，去港前拟安排来京参观游览。陆去港后也可能留港 不归或去台湾写反共文章，均听其自便。三月二十日，我们又起草了一个《关于陆铿去港具体安排的请示》，里面提到，陆三月底到京，停留一周左右，住民族饭 店，伙食每天一块五，其妻同来，由统战部负责照料，陆到京后安排一些参观活动。《请示》中提出，“陆到港后，在其找到生活来源前，由中国旅行社按中等标准 安排生活”，“如陆要去美国探亲，可发给为期一年的普通护照”。童小鹏批示，可以考虑参观大寨、大庆、延安，南下时，也可以顺路参观韶山和井冈山。

　　安排停当，我们通知陆铿来京。一九七八年四月八日，我到机场接陆铿夫妇。当时机场人不太多，旅客出来以后，我拿眼一扫，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风流 倜傥，颇有文人气质，估计就是陆铿了。我直奔而上：“您是……”他马上接口说：“我是陆铿。”我说：“我是统战部的，专门来接您。”他热情地握住我的手不 放。其夫人一望而知是大家闺秀出身。我们从首汽租了一部车，用于陆铿在京的活动，回民族饭店的路上，陆先生情绪很高，谈锋甚健。他问到很多人，有陈邦织 （赵朴初夫人）、于秀芝（屈武夫人）、吴祖光、萧乾等。我陪陆夫妇参观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等等，在八达岭还一起留影。

　　后来决定，请他到大寨、大庆参观。我陪他去了大寨，耿文卿陪他去大庆。在大寨住的是李先念住过的房间。晚上放农业科教纪录片，他提出应改放反映大寨人 战天斗地精神的片子。他在大作《回忆与忏悔录》里也提到大寨和大庆之行，但所述与事实有些出入。例如他说在大寨见到了“铁姑娘”郭凤莲，事实上并没有见 到，只是在梯田上见到了那位姓贾的老书记。他还说到大庆参观时，坐的是“专列”，我问了耿文卿先生，回答了两个字：“瞎扯！”还说，他到大庆，“铁人”王 进喜外出开会，没能见到，事实是王进喜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去世了。

　　有一次我陪他到民族宫礼堂看节目，开演前，突然有人在后面拍他的肩膀，陆回头一看，是程思远。散场后，他和我说了不少他与程思远交往的故事，当年竞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时，程思远是李宗仁的发言人，陆是于右任的发言人，彼此有过唇枪舌剑。

　　从大庆和大寨回来后，陆由刘小萍、黄文放同志陪同南下广州。行前童小鹏、凌云、熊向晖照例在北京饭店为他饯行。他在书里说，有人席间问他观感如何，他 开玩笑答云：“共产党的犯人不好当，共产党的客人好当。”这也是他写书时的轻松调侃，当时他谈话还是很谨慎的。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他说，我去了大庆、 大寨，心里树立起了两面红旗，就像李玉和说的：“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有了这两面红旗垫底，我出去后，什么风浪都经得起。在京的十来天，陆 铿十分兴奋，言谈话语充满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歌颂与感激。

　　我送陆铿离开北京，在下楼等候电梯时，陆夫人杨惜珍女士细声细语地对我说：“我也想去香港，照顾他的生活。”我说：“我向领导报告。”陆说：“劳驾您了，请帮忙，谢谢您了。”语气和神色都很谦恭诚恳。我报告领导后，不久杨女士也如愿赴港。

　　陆铿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到了香港，“回归自由”，是当时党的政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邓小平更是这项政策坚定的执行者。作 为一项政策，是人人均等的，是公开、敞亮的。陆先生出境，并不存在“三撞邓小平”的事实，它只是诸多落实政策事件中的一件。陆先生之前，已有多人出境，陆 先生之后，又有陈宗烈（俞国华的舅父）、张俊位等几十人去了台湾、香港或国外。陆先生在书中没有把此事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而用墨水把他个人的这段历史膨 胀，是否为达到“水涨船高”的目的，不敢妄猜。陆先生的才气和魄力是颇得人们赞许的，他的经历也确实丰富多彩。但我对他“回归自由”这段史实的水汪汪的记 述，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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