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唐·罗隐<筹笔驿>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在东京新闻街外国记者俱乐部看晚报，得见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声明脱离国民党、靠拢共产党，宣布「起义」易帜的消息。也就是说已把原来云南挂的国民党制定的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换下来，改挂共产党制定的国旗——「五星红旗」。使云南从中华民国的一个省，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一夜之间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我马上联想到我的老婆孩子都在云南昆明，我必须把他们接出来。当晚给在昆明开业行牙医的妻子杨惜珍发了一个电报，告诉她我要回昆明接她和孩子出来。
我决定在东京办报后，除向麦克阿瑟总部申请到《天地新闻》日报出版的许可证之外，还向麦帅总部申请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可望、可信、南达）的东京长期居留证。当我决定离日返昆时，东京的朋友没有一个不劝我不要冒险的。因为那时大家对共产党都不了解。记得名作家谢冰心和她的先生吴文藻就问过我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如何，当时我也说不清。
记得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就是在东京有一次和朱世明将军、董显光先生三人作竟夜之谈。朱说，听代表团的人讲我会看相。请我当晚就替他和Hollington看看。董先生大乐，鼓掌赞成。我告诉他们是一九四五年在维也纳等候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采访签证，闲居无聊，跟一个奥国入学的，没有甚么道理，只是一种经验的积累和统计。而且中国有句话「相随心转」，说明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影响一个人的相。我说，根据我看，朱将军的运气可能会走下坡，因为他即使欢笑中也带有忧思。而董先生却会走上坡，因为他充满了喜乐与信心。朱问我你自己呢？我说：「所有看我相的人都说我会坐牢，而且是为女人坐牢。」他们哈哈大笑。
一九八六年李嘉和胡菊人及我三人在香港聊天，李嘉告诉菊人说：「大声从东京回昆明被老共关起来以后，在东京的朋友都说：『陆大声看相看准了他会为女人坐牢，但他忘了他的老婆也是女人。』结果回去接家眷就被抓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和赵浩生一起到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O.A.C.）东京办事处去买飞香港的飞机票，我是经香港返昆明，赵浩生则是想到香港会友。但当时机票很紧，只有一张十五号飞港的，我请浩生让我先走。票买好后，电话告诉朱世明将军，他说他有一封重要的信托我带到台湾面交给王雪艇（世杰）先生。我预定的行程是到昆明停一晚，接了家眷，就返回香港转飞台湾。当夜朱世明到外籍记者俱乐部看我，他透露了他对整个局势的悲观，认为国府的局面越来越困难，而派系人事的倾轧却越来越厉害，他深为忧虑。我说在东京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国府的圈子越来越小，东京代表团团长这个位子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兴趣。尤其是原来有过留日经历的军人。他告诉我，汤恩伯退出上海转到香港后，就想来日本，结果麦克阿瑟很妙，他说汤恩伯是常败将军，不准来。
牢狱之灾似已命中注定
朱世明告辞时已凌晨三时，正因为睡得太晚了，竟误了英国海外航空公司五点钟派来接我赴机场的班车。也是牢狱之灾命中注定摆脱不了，偏偏在近六点时我会从梦中惊醒，一看表不得了，已接近飞机起飞的时间了。打电话问接线生航空公司的班车来接我没有？她说来过快一小时了，打电话给我，铃响了好几分钟没有人接，她以为我提前走了。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叫赵浩生起来送我，他把他的道奇车开到每小时一百英哩的速度，天还未大亮，在东京街头疾驰。等赶到机场上飞机的门已快关上了。差一分钟我十二月十五号就到不了香港，而下班机是廿二日才开。而我是廿一日赶到昆明坐牢的，事情巧不巧？
还有更巧的在后面。抵达香港后，到航空公司购买飞昆明机票，才知香港到昆明的航线已停了好几天了。我问，现在要去昆明有什么办法？答复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预缴五十万港元的保证金；二是要有当地政府首长批准飞机可自由来去的电报。当时的情况是，由于昆明是突变，使很多做生意的商人措手不及，他们都急于回昆一行，包机的钱倒有，不过如能有卢汉同意的电报更为妥贴，但找不出一个人出面联系。
第一个办法我是没门。不要说五十万港元，五万甚至五千我也拿不出。第二个办法我倒可以试试。说来我和卢汉这位原来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当时的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多少有点交情。
一九四六年，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民主教授在昆明先后被刺案发生，卢汉被蒋老先生召到庐山，不知是祸是福。他本是被派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驻守那里的。到牯岭后知道我任南京中央日报庐山版主任，正在山上，便以同乡的身份把我找去，和他谈谈，想摸摸政治行情。我告诉他李闻案蒋已知道不是地方势力做的，而是陈诚系统的昆明警备总司令霍揆章下面的特务头子张振国（八十年代台湾歌星张俐敏之父）指挥人干的。原来传说是曾任龙云副官长的杨立德指使，目的不过是想嫁祸。但还不好明白宣布案情已明，故特派顾祝同以陆军总司令的身份去昆明彻查一番。这一查，只会对卢汉有利，为了安定地方民心，至少表面上对卢要重用。我这一分析，后来被事实证实，卢汉印象很深。加上一九四九年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他对阎的个性、作风、政治主张完全不知，所以乘我九月回昆之便在他翠湖青莲街公馆设宴欢迎，我为主客，好友丁中江和昆明各新闻单位负责人作陪。晚宴自始至终都是谈阎锡山。记得我和卢汉道别时，他特别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我们是同乡人，今后要多联系，彼此心照！」这一照，就让我颇有把握地发了一通电报给他，告诉他我已自东京飞抵香港，即将乘机回昆接眷，请他批准。
我给卢汉的电报是十二月十七日自香港发出的，十八日就接到他的覆电，原文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香港（电报代号）陆大声先生：来电敬悉。匪廿六军、第八军奉蒋匪命，正在宜良呈贡集结，向昆明进攻。我九十三、七十四、八十九三军汇合地方革命武力，正聚歼中，一二日内即可肃清，届时再告来机日期。卢永衡。
拜望张群看其禾秆藏珠
我接到这个电报后，就通知几天来和我联系的云南商人，大家都额手称庆。决定他们出钱我出名，包一架飞机回昆明。其原因，事起仓卒，很多商人在昆的货包括矿产、鸦片极待运出。
回昆明前我特别看候了在香港当寓公的原总统府政务局长陈芷町先生，由于同时创办《新闻天地》的邱楠是他的小舅子，我们一班朋友都跟着邱楠叫他姐夫，告诉他我要回昆明接家眷。他说：「张岳公刚刚从昆明出来，没有几天，我们去看看他吧！」于是和陈芷町一起到了铜锣湾。
张群先生和他夫人及家里人正在吃晚饭。一张方桌三面放的椅子，一面是利用一张床。对于张府上这种因陋就简的情况，我感到惊异：心想，他到底做过行政院长又担任过方面大员呵！为什么情况如此寒伧，可见国民党也有清官。
我们的谈话主题集中在昆明之变上。他说他是十二月九日自成都与第八军军长李弥、廿六军军长余程万，和卢汉的小舅子新编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等一起飞到昆明的。卢汉派裴存藩、杨适生等到飞机场迎接，仍和过去到昆明一样招待在卢汉的新公馆。到了晚上八点多钟，沈延世（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来到张下榻之处，说是接到卢主席通知因张长官来昆，所以今天晚上开会，而张完全不知此事，但并未认为是多大的问题。他让沈按着开会通知到卢汉的老公馆去等开会。过了约一小时进来一个军官（后来证实是卢汉的警卫营长龙云青）向他敬礼报告，说是奉命来保护长官的安全，请不要随便走动。他才晓得出问题了。他提出要去见卢汉，龙营长说：「卢主席已上五华山，云南已经起义了。」张通过思考，当夜写一信给卢汉，提出要乘原机离开。第二天，杨文清、杨适生代表卢汉来看他，通知说，军机已经不能启动了，安排了环亚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客机送他飞越南转香港。
陈芷町插了几句话，他说：「卢汉因为岳公保了他的命，所以到要紧关头还能表现一点黄天霸窦尔敦的江湖义气。」我说：「香港报纸上对岳公脱险议论纷纷，听说北京早已宣布岳公是战犯，故对卢汉此举非常不满，认为他耍两面派。（后来还有一传说即中共曾有意以张群换张学良）另外盛传岳公眉毛里有颗红痣，根据相法，这是大贵之相，叫做「禾秆藏珠」，主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我今天来也是想看看这颗痣的。张岳军很幽默，一面摸摸他的右眉，一面说：「小小的一颗痣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引得满屋子的人都笑了。
我告诉张岳公我准备回昆明接家眷，以他看，可会发生危险？张群知道我和卢汉也比较熟，加之我是云南人，此行只是接家眷，第一天到第二天走，他说照他想来，不会有什么问题。陈芷町听了张群的判断后，开了一个颇有风趣的玩笑，他说：「大声呀！你不要照搬岳公的经验呵！你的眉毛里并没有岳公那样的痣。」又引起一阵欢笑。
看了张群先生的第二天，我去看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由于《大公报》已左转，老费在港被目为「左派」代表人物。不过因为我们已是很熟的朋友，几乎做到无话不谈，因此他很诚恳地劝我不要冒险。他说：「老弟，你不要自视艺高人胆大，但现将面对的是共产党，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根本不同的。你如果冒险前去，一定是凶多吉少。」我的好友、蒋介石专机驾驶长衣复恩当时在港，也劝我不要冒险。
但我过于自信，认为回去是接家眷，有什么可怕的。况且，卢汉给了同意飞昆的覆电，更有所恃而无恐。决定联合同乡商人集体包机，到处打听哪些同乡愿意参加。
极为偶然专机飞往昆明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一日，预定当天到航空公司去签约包机回昆。一大早我还躺在床上看报，《星岛日报》送到了。头条消息是「昆明城郊混战」。根据外电报导，蒋介石派出的中央军已逼近昆明城，且占领了飞机场，卢汉的地方部队拼力抵抗，双方正在大厮杀。
一个保山的小老乡做鸦片生意的张维和兴冲冲地跑来找我说：「老乡，老乡，今天就有一架飞机飞昆明。你要走，可以马上走。」我问他是那里的飞机，他说是龙泽汇（卢汉的内弟，新编第九十三军军长）等为了把云南的鸦片烟运出来而包的。共产党的军队一接管就运不出来了。于是我毫不考虑地喊着跟我住在一起的丁中江的三弟丁燕石（懋先）说：「走，你陪我去赶飞机。」当时，中江尚未逃出昆明，他太太刘蕙如和他弟弟燕石还带着一个十一岁的小弟弟、后来已是台湾大大有名的替中华民国打官司的丁懋松律师，住在我们共同的一位商人朋友孙子顺的公司里。我拎着一个皮包、燕石为我抱着一件呢大衣，就这样直奔飞机场。记得在天星码头赶轮渡时，我们赶到时轮渡已离开趸船，我打开一扇小门，猛地跳上轮渡，燕石也跟着跳了上来。到达九龙尖沙咀时，为了抢乘出租汽车，我们又演出了短跑，就这样不顾一切地像发疯一样地要抢搭这班前路不明的飞机。到了启德机场，像东京一样，飞机马上要发动了。我再晚一班轮渡，可能就会错开。但见飞机上有两个商人模样的人，后来才知道一个叫蔡文翔，一个叫喻君匋，是贵州籍的鸦片烟商。环亚航空公司的英籍经理因为我连一封介绍信都没有，不同意我上机。我拿出《星岛日报》驻东京特派员的名片和他交涉，而当时星岛是香港最权威的中文报纸，一听我解释是回昆明接家眷，保证家眷接出后，即行付款给他，又拿出卢汉给我的回电证明，他也就勉强同意了。当时，我还向燕石夸耀说：「你看，陆大哥的本事大不大？」燕石连说：「大、大、大！」这一大，就换来了先后长达廿二年的牢狱之灾。
飞机从香港开出，风和日丽，没有一点颠簸。整个飞机只有八个人，计英国籍经理、美国籍正副驾驶、菲律宾籍机械士和无线电员，再就是两个鸦片烟商和我这个新闻记者。到了昆明上空时，我听英国籍经理向驾驶员问："Have you got any connection？"回说："No！"飞机只好降低高度在昆明上空转了一圈，在飞机上已模糊看到五华山顶的五星红旗了。我再一次听到「与地面联络上了吗？」「没有！」的对话。英国籍经理和我并排坐在一起，问我：「陆先生，你看怎么办，与机场的电台联络不上。」我很自信告诉他：「不怕，降落吧！如果下面是蒋介石派来的部队，他们的司令，我认识。如果下面是已投降共产党的原省长的部队，我这里有他的电报。」英国籍经理说：「好吧，那我们试试运气。」就这样稀里胡涂地降落了。
降落到跑道上以后，才看到有军人拿着小红旗指挥飞机滑行，并引导飞机沿着一条两边排满汽油桶的通道行进，直到停机坪为止。事后我才知道是因为卢汉易帜后，空军一部分飞行员在昆明航空站站长蒋绍禹带头用计下，几十人一下开着飞机逃跑了。龙泽汇才下令用汽油桶栏成一条弯弯曲曲的跑道，任何飞机如不顺从指挥滑动，再也跑不走了。
机门打开方知大事不好
机门打开，十几个武装士兵手提轻机关枪高叫「不许动！」两个商人一下吓得瘫在座椅上，英国籍经理连问两句："What's the matter？"机组的美国人和菲律宾人一脸惶惑的样子，用英语骂了一句粗话。我一看手提机枪对着自己，也慌了，还故示镇静问：「你们是那个部队的？」对方回答「廿六军的！」我再定睛一看，所有兵士的帽子上的帽徽全没有了，既然投降了共产党，怎么还允许戴青天白日帽徽呢？于是恍然大悟，便故作神气地高声说：「请你们报告卢主席，就说『陆铿来了！』」
大约二十分钟不到，原来任卢汉随从参谋的杨肇骧（后来才得知他在「起义」后已被任命为昆明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开着一辆吉普车到了机场。他一见我就说：「老兄，怎么选这个时候来？主席给你电报不是说另告来机日期吗？」我说：「今天有飞机我今天就来了。」在杨肇骧跟负责机场守卫邹副师长低声讲话时，我想到朱世明托我带给王世杰的信，免得落到别人手中对不起朋友，便临时把它连同我在飞机上为日本《每日新闻》写的一篇半成品文章一起撕碎，把信放进嘴里嚼碎。接着邹副师长就命令我们一行八人下机，叫我们坐进一个中型吉普车中去，特别交代一声：「陆先生，你坐驾驶室。」我问：「我的皮包呢？」他说：「放心，到山上会还给你的！」没有料到这个皮包四年多以后才再见，只有一只手表，一个美国银行存折，一小包洗面用具还在。而它里面所有的文件、照片，都作为「罪证」放进了我的档案。直到这时才知道我们将被押解到五华山卢汉大本营去。但我仍自信十足。
到了五华山上，第一个遇到的竟是我的堂姐夫、原来做过龙云近卫团团长、后出任十八师师长到东北打过内战的许义浚，他表现得很紧张：「你、你、你怎么这个时候会来？」我知道他一贯胆子小，就说：「我是来接惜珍的，你不要管了。」后来我被投入监狱，才知他已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被卢汉任命为昆明警备副司令。原来他在国民党时期的最后职务是云南保安司令部人事处长。卢汉利用他熟悉保安团主要干部的人事背景，在对抗国军反扑进行所谓「昆明保卫战」时指挥起来灵便一些，便发表他担任这一职位。
在我堂姐夫仓惶退避以后出现的是龙泽汇，他的职务是九十三军军长。由于他是卢汉的小舅子，所以从头到尾参与易帜的活动，扮演着除卢汉以外最重要的角色。我搭来的包机在香港起程前，云南人就说是他包来运鸦片烟土的。卢汉的「起义」投共采取的是政治上靠拢、而经济上逃避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起义」前，昆明就盛传卢汉已将外汇转到美国，而把古玩珠宝运到香港。龙泽汇企图运定鸦片烟，在人们看来也是题中应有之议。这从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防备红卫兵抄家，把大量黄金于黑夜丢进翠湖，而被自己的女儿检举，有一贯的脉络。他见到我时，手里拿着一份《星岛日报》，我一看就是我带来在飞机上看的，原来他的部队搜到后马上献给了他，他一面举着报纸，一面向我说：「陆大声，陆大声，你的胆子真够大，报纸上明明印着昆明城郊混战，你居然飞来了。」他当时流露的那种得意忘形的神情，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十七年以后的一个月黑风高夜，会把自己严密收藏的黄金偷偷丢进水中，结果被自己的女儿检举，成为昆明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的突出的坏典型，由于刺激过度，得了精神分裂症；最后带着民革云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死去。
盲目乐观，一心要见卢汉
话说回来，进入云南省政府办公大楼后，我们一行八人被指定坐在会客室里，第一个正式出面跟我们打招呼的，是原省政府财政厅长林南园。我和他是保山小同乡，又是政校同学，平日就有来往，因此，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地告诉他：「南园，赶紧拿点东西来吃，我们从早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哩！」他很快叫人拿来了饼干、糖果。于是我招待同行者，还夸夸其谈地说，今晚你们如果没有地方睡，我招待你们到我太太牙科诊所去睡地毯。她的候诊室很大。说明我在实际上已经被捕的情况下还盲目乐观。正当我们吃饼干时，原云南省政府民政厅长安恩溥到了，一见面，他就讽刺我说：「陆先生，你恐怕是听说廿六军打进来了才来的吧？」我反唇相讥地说：「呵！你的胆子也不小，现在还留在这里，我原来想你可能早就吓得逃离昆明了。」他碰了一个钉子后怏怏而去。
接着传唤我们一行到一间会议室。由以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吴少默为代表的一小群人问话（实际就是审讯）。先问随机前来的英国籍经理，第一个问题：这架飞机是谁包来的？他说是一个叫James Yang的昆明商人，杨是经常向他们包机的。旁边有人插话：就是汇利公司的杨永昌。等一下打个电话一问就清楚了。再问第二个问题：陆铿先生怎么会同来的？英国籍经理陈述了我临时要求搭机的经过，他强调看到我的名片是《星岛日报》驻东京特派员，「星岛」是香港最大的中文报，而我说是接太太随机来去，他就同意了。第三个问题：另外两个商人是怎么会同来的？据答是根据James Yang的通知。姓蔡和姓喻的商人马上声明，他们是到昆明提货的。第四个问题：飞机没有与地面取得联系，为什么敢降落？英国籍经理对我望了一眼，似乎道歉似地说他们持有通航证，又说出了我和他在机上的对话。主问者才以讽刺的口吻向我说：「陆先生当然是得到廿六军、第八军反扑昆明成功才来的。至于给卢主席的电报那不过是个手法。」看来，他们对于我此行，已有成见。而我却把希望寄托在卢汉身上，卢汉既然给我回了电报，说明他还是讲交情的。跟其他的人扯，反正扯不清，认为一切问题，只要见到卢汉，就可迎刀而解。错误地估计当晚就会恢复自由。因此在吃饼干时，我还那么轻松跟同机来的一伙人重复说，如今晚没处住，可以到我太太的候诊室去休息那段话。
问讯的结果，出乎我的意外，机组人员被一个会讲英语穿制服的人领去休息；两个商人被一个警官带走。剩下我一个人被通知说：「主席马上就见陆先生。」我心想：「卢汉到底还是够朋友。」自然地联想起三个月前在他家里为我举行的盛宴。
那怕天仙也不值得冒险
一个副官来通知了：主席请陆先生到他的办公室去。我被引导到二楼一间屋子里，走进一看，这那里是办公室，明明是间会客室。迎接我的，不是卢汉，而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陌生人。开门见山地说：「卢主席太忙，不能见陆先生，叫我代见。」我一面坐下，一面打量他。五十多岁的年纪，和我差不多高的身材，黑色中山装，衬着白冷的面孔，露出一副奸笑。眼光紧盯着我，似乎要发掘什么秘密。我说请教尊姓，他说姓宋。我马上想到在香港云南同乡处听说的，卢汉领头的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有两个共产党员参加，而且都是一九二四年大革命时代入党的，后来脱党，四七、四八年看到共产党成气候了，又参加了地下工作。其中一个叫吴少默，一个叫宋一痕，都是云南人。我马上判断，现在跟我打交道的就是宋一痕。我说：「其实，见不见卢主席也没有关系。我这次是回来接家眷，承卢主席覆电同意很感谢他。」宋说：「陆先生，我们知道你是负着重大的政治任务来的，接家眷不过是个幌子。」我说：「我回来确实是为了接家眷，没有任何任务。」宋说：「我们知道，杨医生生得很漂亮，据说是成都中大牙科的校花。但是，在炮火连天中，谁都知道是非常危险的，那怕是天仙，也值不得冒生命的危险呀！」我说：「我们记者对危险的看法与一般不同。既然飞机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宋说：「那就请陆先生介绍一下这架飞机的来历吧！」我说：「我是临时搭机的，具体由什么人出面包机不清楚，在飞机中跟同来的英国籍经理聊天，才知道这架飞机就是十天前张岳军先生坐走的。」宋说：「妙！妙！张岳军先生坐走，陆铿先生又把它坐回来了。」我说：「我希望明天能坐这架飞机走。」末说：「陆先生，既来之则安之。马上就走，你想得太简单了。事情是复杂的。」我说：「有什么复杂。唯一不同的是，我和卢主席没有张岳军先生和卢主席的交情。但张岳军先生是个大人物，共产党点名的战犯，我是一个普通的记者。」宋说：「你太客气了，鼎鼎大名的陆铿，怎么是个普通的记者呢？有那一个普通的记者可以在炮火连天声中乘坐专机翩然下降。陆先生，我看为了使事情简单化，你干脆谈清楚，你是负有什么政治使命来的。反正大家都是云南人，好商量。」我重申我是回来接家眷的。宋冷笑一声说：「看来今天晚上是扯下清了，你先休息一下，想一想，明天再谈也不迟。」于是他按了茶几上的铃，一个全身警官制服的人走了进来，我定睛一看，正是我的另一个小同乡、原任昆明市警察总局副总局长李志正。宋起身对他附耳说了两句，李回过身对我行了一个礼。我马上站起来，伸出手准备和他握手，他却不伸手，只说：「老乡，请把你身上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放在桌上。」我问：「为什么？」宋说：「我代表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向你宣布：你被捕了。」
宣布被捕，想吃鸡蛋炒饭
我原来和宋谈话时：心情非常平静，一点也不紧张，中间一度还用手弹着我系的一条非常富有弹性的领带，自己为自己的满不在乎而感到骄傲。因此，一直是理直气壮的。到宋一痕宣布：「你被捕了」以后，才感到心头一震，好像心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似的，接着我发觉当我把身上的所有东西掏出来用手帕包好时，我的手已经冰凉。
幸而李志正是老熟人，他陪我从二楼走下大厅，再走上大厅外等着的军用吉普车。上车时我发觉后座已有两个武装警察持枪以待。李志正让我先上，坐在驾驶员旁边，然后他上来坐在我旁边。一声：「到总局！」我知道我要被押解到警察总局去了。但我的新闻记者职业冲动，仍驱使我情不自禁地想看看易帜后的昆明，究竟有无变化。可惜眼前是一片漆黑，伴着几点灯火，有一种死寂之感。到达以后，我说：「志正，一天没有吃饭，炒一碗鸡蛋炒饭吃，怎么样？」他说：「可以。先喝杯茶吧！」说着及时递上一杯茶。坐定后，我问他：「跟我谈话的是不是宋一痕？」他大惊：「你怎么知道？」大概因为热茶下肚，恢复了镇定，所以我又由不得自我陶醉了：「你难道忘记了我是新闻记者。」说罢两人都笑了起来。
鸡蛋炒饭配了一碟豆腐乳，吃得特别香。绝不夸张，这碗饭的余香，一直维持到一九五四年一月四日我第一次释放回家。
当夜十二时，李以副总局长身份叫来了警察总局看守所金所长，至少带有几分歉意地向我说：「老乡，你该去休息了！」金所长把我领进看守所里最里层一个小院、两问监房中的一间，介绍说：「这是待质所，是看守所里最好的房子，委屈你了，陆先生！有什么事可以叫看守员。」说罢把门拉上，只听到一把锁「锵」地一声锁了起来。
回头一看，在地板上铺了一张席子，席子上一个垫被，再就是一张被子，白色的里子，已经发黑，尤其是被头脏得无法形容。我还未躺下就有一股酸臭气味袭鼻而来，我想，这怎么睡得下去，于是对着门洞大叫「看守员！」一个年约六十岁的老看守施施然来到我的门前，问：「什么事？」我说：「被子太脏了，能不能换一条？」他说：「这已经是看守所里最好的了。你是局长交代过要特别照顾的人。」我说：「没有干净被子，请你给一本书看好吧？」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书。好吧，我去替你找一找。」又过了一会儿，他又拖着脚步来了，把书从门洞里递进时，口中念念有词：「好不容易找到这一本。」我接过一看，原来是竹纸直排石印的一本发黄的书，翻开第一页是四个大字「洞冥宝鉴」，讲的是十八层地狱的故事。我自己问自己：难道真的跳进了十八层地狱?
春城看守所生涯
●「万事互相效力，让信主的人得益处」——《圣经》·罗马书
一夜未眠，万念俱集。首先，想到命运的问题，看来坐牢已是命中注定。
我从十八岁起，在昆明看相算命，相师就说此生有牢狱之灾，而且有生命危险，叫我小心。但我从不把这放在心上。就以这次自投罗网说，硬是千方百计挣来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已经在东京误了飞机，又鬼使神差地从睡梦中醒来，竟而赶上了飞机。同月廿一日，在香港要不是临时有人通知，通知后要不是拚命赶轮渡，赶出租车，抢搭飞机；抢搭飞机时要不是会说几句英语得以与环亚航空公司的英国籍经理沟通，就不会坐牢。而现在居然坐牢了。我常常自诏记者生活是「海阔随鱼跃，天空任鸟飞」。这一下好了，看你怎么跃和飞吧！
妻子埋怨为什么还要来？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二日清晨，第一件事就是设法通知我妻子杨惜珍到省看守所看我，并请她送被子、垫褥来。经过试探，终于说服一个看守员小徐，为我送一张字条到昆明护国路公生大药房楼上我妻子的牙医诊所去。直到傍晚，惜珍抱着一包行李来了，她说接到我要回来接她和孩子的电报后，已回一电叫我千万不要来。她以埋怨的口吻问：「你为什么还要来呢?」我说，我认为来了第二天就可以带全家走，谁知道一下飞机就被捕了。我叫她马上到青莲街找卢汉，要卢放我出去。
当时，中共的部队尚未到达，昆明除了换了一面旗帜，改了一块招牌，原来的云南省政府为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所代替，各方面一仍旧贯。看守所中还可以接见家属，住在关押要犯的待质所里的人更受优待。就在我关入十天后的下午，云南大学教授纳忠也关进来了，他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学者，中国派到埃及爱兹哈尔大学的第一个留学生，为阿拉伯文史权威，在云南大学教授中近东历史。而我曾到过埃及，所以两个人交谈不愁话题。他本是一位不参与政治的学者，抗战后期受蒋经国延揽，担任重庆中央干部学校的教授，因而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有了关系，后且被任为云南支团部负责人之一。卢汉「起义」后，大捕国民党党团骨干，并没有碰他。到国民党廿六军、第八军奉蒋命联合向昆明反攻时，卢汉为了减少「里应外合」的威胁，把原来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捕了起来，纳忠教授才变成我的「同窗之友」。他感叹国民党的气数大概是该尽了，所以昆明连三岁儿童都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整个社会弥漫着反国民党的气氛。卢汉随时会翻牌，几乎是众人皆知的事，而国民党的特务居然麻木不仁到什么情报都不能掌握，最后被一网打尽。
说到特务，大特务就来了
「说到特务，特务就到」。在一个深夜，我因睡不着觉正在沉思，忽然听到待质所的大铁锁「铛」的一声开了，接着一阵脚步声，我赶快坐起来顺着铁窗的铁栏栅向外望去，只见几个武装警察押解几个头戴黑布头罩的人抱着行李定了进来。第二天，从看守员处打听到原来是送来几个大特务。军统西南区区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军统西南区副区长、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周养浩，军统总部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陈希超。这些大特务不仅人被捕，他们携带的大批黄金、美钞也被搜查出来。他们原都是十二月八日从成都到达昆明，准备十日飞海南岛转台湾的。怎么会想到一夜之间情势大变，九日就宣布「云南起义」了。卢汉闻徐远举到昆，原来在通知李弥、余程万、沈醉、李楚藩、沈延世、童鹤年、石补天等开会的名单中也曾列了徐的名字。通知送达给徐，徐心有疑惑，决定缺席，但仍插翅难飞。周养浩九日夜宿机场，次晨得悉卢汉投共，想到自己在重庆撤退前奉蒋介石之命曾亲自把杨虎臣父子从贵州押解到重庆，交给军统局本部杀害，光这一桩事，都自付必死，故躲了起来，不料被徐远举供出，后同被列为战犯，未被镇压。
沈醉原来是软禁在五华山上的。昆明争夺战结束后，他也被移送到警察总局看守所内的待质所与其他四个军统大特务关押在一起。
沈醉后来告诉我，共产党明确地告诉他，光是昆明一地，他们就抓了国民党大大小小的特务五千多人，数量之所以这么多，当然与卢汉一夜之间「翻牌」有关，很多特务都是退到昆明候机飞海南岛转台湾的。包括「军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和国防部二厅、宪兵特高组及其他不属于以上四个组织的所谓「杂特」。其中以「军统」的势力最大、人数最多。共产党之所以要把沈醉留下来不杀，后来还提名他做全国政协委员，主要是将他作为一本「活字典」。沈不仅长期在军统局本部工作，又曾在军统各训练班任教，了解军统人事。为了要弄清其他特务的背景，就向沈醉查证，由沈提供较详尽的材料。所以沈醉照他自己说的「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仍然得以活命。而且成了知名的统战对象。中国大陆还准备把他女儿美娟写的《沈醉的故事》拍成电影，后来由于意识形态向左转被搁置下来。
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起到一九五○年一月，看守所的人越关越多。最初我和纳忠教授两个人住一间囚室，至少有十五平方公尺面积。到一九五○年一月底，我被编到一个不到五平方的监房里，结果关了十个人。大家只能头脚颠倒睡，也就是五个人的头旁边扫进另外五个人的脚。有时候实在睡得太难受了，只好靠墙坐着，第二天打瞌睡混日子。后来关进一位中央银行湖南衡阳分行的经理陶天爵，他向大家提议，不妨自得其乐，想办法使日子好过一点，轮流讲故事，并且带头讲《基度山恩仇记》，果然把大家带入另外一个境界。本来，整个看守所生涯，就是一个「关」字。像鸡鸭样地关在笼子里。这一来，以我说，思想就跟着基度山开小差了。
看守所得悉妻子亦被捕
一九五○年一月底，在看守所得到消息，我妻子杨惜珍也被捕了。这对我来说，一如晴天霹雳。被捕的原因后来知道，主要是她为我的事去找到卢汉的太太龙泽清向她诉苦。并找我原来认识的朋友如昆明市市长、中共接管后因参加「起义」有功改任副市长的曾恕怀等。共产党地下党为了制止她到处呼冤叫屈，同时想从她身上打开我案情的缺口，就把她抓了。
最初是在一个秘密的高楼中审讯，几个审讯员对她进行疲劳轰炸，轮班逼她交代我的问题，也同时交代她的问题。她是一个单纯的牙科医生，大学出来就做医生，没有做过别的事，我的事情她并不清楚。因为她是一个技术本位者，用共产党的话叫「白专道路」，对于政治根本不感兴趣。突出的例子是我在南京做记者，在广州办报纸，她连看报纸的兴趣都没有。审讯者实在审讯不出名堂，因为她是牙科医生，就一个一个的牙齿进行考问。三十二颗牙齿都问完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
她后来告诉我，审讯中，小便急了，审讯员竟不准她上厕所，她一气一急一出汗，小便》也忍住了。后来，中共大军入城，鉴于关押的人实在太多，监狱和看守所统统人满为患，以昆明监狱为例，云南易帜前不过关了一两百人，而易帜后一下增加到两千多人。十倍还多。随着中共军队的入城，有些人还需要抓了关起来。在不得已情况下，只好把监狱略加清理，亦如商店之「清仓」。将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只是某种牵连而被捕，也就是并无关押价值的人清放一批，杨惜珍因而出狱。
偶然归主，出现神迹奇事
但就这么一关，把她关成了一个基督徒。直至今日，近半世纪，一直是一位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把我们的家庭带动成为基督徒家庭。
据惜珍说，事情发生在她抓进看守所半个月后，我知道她关在我对面建筑的监房中，便说动了一个年轻的看守员名叫徐文焕的送了一张便条给她，主要是些安慰的话。有一天女看守员刘劲秋突然把她叫到办公室去，板起脸孔问她：「杨惜珍，你为什么害我，你为什么说我为你和你先生陆铿传递纸条？」我太太申辩绝无此事，她没有向任何人提到刘劲秋，也没有任何人向她问过刘看守的事。但对方不相信她的话，厉声叫她：「下去！」
她回到监房后，同房另外两个被监禁的人，一个是黄埔第一期毕业、官拜八十九军军长马励武的太太鄢静芝，一个是龙云的外侄女方玉桃，看她面带愁容，问她什么事，她不敢说。只有闷在心里左思右想，忽然想起鄢静芝曾在劝她信耶稣时敦她的话，你信了耶稣后，遇到任何困难都可向主求，不过，祷告结束之前要说：「这个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才有效。她于目正在入睡前跪下向主祷告，说明自己被看守员刘劲秋误会，非常害怕，如果误会继续下去，她是受刘看守员管的，日子就没法过。请求主帮助化解。化解了以后，还要让她知道主在看守员心里作了工。奇妙的是，第二天这个前一天表现得凶神恶煞的看守员对她不但恢复了过去平易的态度，而且表现得比过去还要亲切，称她：「杨医生」，甚至问寒问暖。从此，她看到了主的大能，一心归主。以后还有一些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家中。
接管前掌握在押者情况
一九五○年二月二十日昆明市举行欢迎陈赓、宋任穷率领解放军第四兵团的入城仪式，我们关在警察局的看守所里，都听到锣鼓鞭炮声和扭秧歌的歌声。据事后进看守所的「同犯」说，三十万人倾城出动，报上讲是自清朝到民国以来从未有的盛况。
就在共军入城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一日，一个腰系皮带、身着解放军装、面孔白皙、年纪四十左右、操着北方口音的军官，由看守所长陪同巡视监房。到了我所住的监房门口，第一句问：「那一个是苏子鹄？」头发银白的苏子鹄站起来说：「我是！」「呵！你就是苏子鹄，军统的元老。」苏：「不敢！」「好，请坐下。」
「那一个是李家杰？」身躯肥胖的李家杰站起来说：「我是！」「你担任监视杨虎城将军的警卫队长好多年。」李：「是！是！」「请坐下。」
「那一个是陆铿？」第三个轮到我了。在苏子鹄、李家杰先后站起来答问时，我就想，如果喊到我，站不站起来？心想我是个记者，没有必要像特务样地毕恭毕敬。于是，坐在原地把头一扬说：「我是！」对方见我没有起立，先「呵！」了一声，接着带有讽刺意味地说：「到底不愧是鼎鼎大名的记者。你有反蒋的纪录，但不要忘了，你跟国民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和阎锡山。」我一时竟想不出一句恰当的对话来。觉得自己第一个回合就输了。这说明共军未进昆明接管前，就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了在押者情况。
这位突如其来的视察者走后不久，我们就从看守们嘴里打听到，他是昨天刚随解放军进驻昆明的军管会公安部政治保卫处处长阎村。
很快地，我们得到了通知，三月一日一早把铺盖行李收拾好，准备集体转移到昆明监狱去。
戴镣长街行，气宇更轩昂
三月一日傍晚，在太阳快落山时，昆明市警察总局看守所关押的囚犯，各人背负着各人的行李，两人共铐一副手铐，由武装士兵押解着向钱局街云南最大的监狱走去。事先规定了几条纪律，诸如不准掉队，不准说话，不准东张西望，如果看到自己的家属亲戚朋友，绝对不准打招呼，违者严惩。沿途百姓驻足而观，指指点点。小孩子发现我们两人共铐一副手铐，惊异地叫了起来：「咦！看哪！这些人的手锁在一起。」由于人数多，队伍拉得很长，虽然路旁有不少市民驻足而观，但并没有自惭形秽的感觉，我反而想起了一个年轻人在被国民党逮捕后写的：「戴镣长街行，气宇更轩昂」的诗句。
这时，大街上已张贴出由陈赓、宋任穷带头的军管会的布告。我永远不能忘记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长刘子毅对我的第一次审讯。
刘不是在看守所提讯我，也不是在监狱提讯我，而是叫人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去。他中等身材，身着军服，显得很有精神，一副精明的眼睛，似乎要看穿对方的肺腑。他原来是靠在一张单人沙发上，我进去以后，他站起来招呼，然后摆手让我坐在一张双人沙发上，跟着他也坐了过来。打开他的大重九牌香烟请我抽，我说：「谢谢，我不会！」他马上放声大笑说：「哈哈，那儿的话，堂堂大记者，那有不会抽烟的道理？」我重申真的不会，他突地站起身来一只脚翘在双人沙发前的一张长茶几对我仔细打量说：「你别见怪，我是想从你的牙齿缝中找一找有没有香烟的痕迹。」接着说：「云南的大重九真不错，你不会抽，太可惜了。」
他「如数家珍」地说了我的经历：「你是天子门生，蒋介石的学生，曾跟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威尔进军柏林，参加中国新闻界访日代表团做过麦克阿瑟的客人，又跟马歇尔八上八下庐山，美国的三个五星上将你都打过交道，好家伙，所以别人称你是十五星记者。对吧？！」
我赶紧声明：「这是关在监房里没事聊天、吹牛，别人乱封的。」
刘子毅笑瞇瞇地说：「不是乱封，有道理。临时军政委员会转来了有关你的材料，他们说你是『接收大员』。我就闹不懂，一个新闻记者怎么会变成接收大员？直到知道你的全部经历后，我懂了。
第一次受审，面临两条路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把你接受政治任务的情况作一交代。没有关系，『接收大员』你并没有接收嘛！怕什么？说清楚就行了。另一条路是，拒绝交代，咬定没有政治任务，这是你的一面之词。共产党是走群众路线的，我们相信群众的检举揭发，你公事皮包里带的文件、照片，与群众的检举是符合的。你坚持的那一套，回云南是为了接家眷，准备把老婆孩子接到东京去。我们总得派人到日本去调查了解呀！老实说，我们现在不但不可能派人到东京去查证，连派人到香港也无可能。因此，希望你很好地跟咱们合作，政府对你一定宽大处理。假若你坚持不合作，那只有无限期地等待下去。注意，无限期！那你就别怪人民政府了。」
他的话，很明显，一条路是「合作」，承认自己是负有政治任务来的。他们再酌于量刑，给予处理；一条是坚持自己的实际。其结果就是无期，虽然对方加了一个「限」字，避免了法律名词。但我想起做记者的大原则——尊重事实。如果我顺竿爬，承认了别人强加给我的东西，即使得到所谓「宽大处理」，也违背自己的良知。反复思索，最后还是拒绝撒谎，事实的演变证明，这一拒绝，无异拒绝死亡。我告诉刘子毅：
「你们共产党一向强调『实事求是』。如果编造一套谎言，应付过关，对我本人说，违背了良知，对你们也是一种欺骗。谢谢你对我交底。」
刘子毅微笑着吐出了下面的话：
「看来，你对咱们共产党还是有一点认识，你就安心学习吧！」
我了解，「安心」意味着什么。借用白居易的诗句即：「此恨绵绵无绝期。」但与共军政治保卫人员这一回合的交锋，而且是更高层次的交锋（阎村是处长，刘子毅是部长），因事先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对成一个平手。
打下十八层地狱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一日到一九五○年二月底，关押在云南省看守所。一九五○年三月开始了昆明监狱的生活，一九五四年一月四日释放。一九五八年三月廿九日「二进宫」，直到一九七六年初才告别昆明监狱。
昆明监狱是云南最大的监狱，也是最有规模的监狱。民国初年在云南督军唐继尧主政时建盖。唐继尧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昆明监狱就参考日本巢鸭监狱的设计，监狱本体建筑为中间一座钟楼，钟楼下面两排房屋分列东、西两侧，有如两臂伸展出去，称为「中排」。其尽头各有一间大厅，大厅好像扇子的扇柄，面对以扇形展开的两组房屋。每组十二列，由六个排道隔开。每一排道有十二间房，相对而立。编号是从一排到六排，每一排从一号到十二号，东西分立，称为东监、西监，完全对称。其特点是值班人员坐在东监或西监的监视岗位上，可以清楚地监视到本监每一个监房的门。任何一间监房有异动，岗位上的监视者都可及时查觉，做到「一目了然」。
十八道门象征十八层地狱
由于日本人信佛教，相信轮回之说，有地狱观念。习俗相传十八层地狱，监狱的设计，也紧扣住这一种传说。由监狱大门进入，两旁为管理人员的办公室，辅以花圃，别有洞天。然后过一石桥，名「奈何桥」。过了「奈何桥」就是一道大门。从这道门数起，到达任何一监房，必须经过十八道门，象征十八层地狱。自然地给被投入监狱的人一种暗示，已经打入十八层地狱了。
初闻这个监狱是民国八年建成的，一九一九，与「五四」同庚，下由产生一种反应：我恰恰出生于一九一九，难道这一监狱就是为我造的？很多人认为命相之学，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我从切身的遭遇感觉到，世界上，人和事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有必然。历史因果与现实机遇，对于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产生非常奇妙的影响。
国民党为什么会被共产党打败？我接触的人多半从国民党本身找原因，我自被中共逮捕坐牢后，学会了从共产党方面找原因，就拿管理监狱说，共产党确有国民党所不及的地方，充分发挥其善于组织之长。中国历史上有「以夷制夷」之说，中国民间也有「以毒攻毒」这个词儿。共产党的监狱管理，就是利用犯人管犯人，把毛泽东的《矛盾论》在实践中落实。
以昆明监狱说，那么大一个单位，两千多囚犯，政治犯关押于东、西两监，刑事犯关押于北监，中共只派了一连解放军，守卫重点放在东西南北四向四个碉堡及大门和巡视围墙。解放军一般不进入监舍，只是遇到枪毙人时才会看见他们。另外派了两个解放军干部，一个叫任勤生，为驻监狱军代表，一个叫林××任省看守所长。原来管犯人的牢头禁子，也就是狱卒，一变而由被捕的军统特务担任。带班的称管理员，一般跑腿的称服务员。
用囚犯管囚犯以毒攻毒
这班人有的曾在湖南贵州看守过张学良、杨虎城，有的曾在重庆磁器口渣滓洞白公馆看守过叶挺、黄显声。他们在林所长的指挥下工作，三个管理员分别在东监、西监和中楼岗位负责。管理员下是服务员，服务员多到十几个，要日夜轮班，平日主要的工作是当审讯员要审讯囚犯时，由服务员来带领送到监舍外面的审讯室，当被囚者夜间要解大小便时，由服务员开监房的锁放出来，然后再关进去；当每天两顿饭开饭时，由服务员负责分发饭菜，每人每餐一糖瓷口缸饭，大约四两，一点点青菜，另外一口缸开水。遇到每月一次的家属送物日，由服务员到监狱大门口把物品（限于牙刷、牙膏、草纸、肥皂和生病时监狱医生批准开的药）接过来然后送到被囚者手中。除此之外，服务员就三三五五地围在一起聊天。在中共接管之初，管理几乎和国民党时期一样松懈，后来逐渐加紧。被囚者关押的重点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叫交代问题。第一步是叫每个人写「自传」，从八岁写起，包括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出生时间地点、原籍、父母亲情况、本人学历、经历、宗教信仰、政治、亲属关系、社会关系，然后就是罪恶言行。写了以后由审讯员提审。审讯员由公安部门派来，有的是连续审讯，有的是一审就摆下，下再闻问，还有的一审也没有审。最可笑的是有一次监狱实行大清理，把犯人分监集合在大操场点名，点到最后竟有被囚者，名册上没有名字，监狱当局反而问他：「你是那个单位抓进来的？」回答是「不知道！」引起一阵哄笑。我心里想，这种人该放掉了吧？！结果，过了几个月，照样在监狱集合两千多犯人一起「上大课」时见到这位仁兄，大家戏称之谓「无名氏」。昆明监狱中，管理人员除了任、林两个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毕业派在昆明监狱实习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任、林的统率下分管各项事务。这些人是国民党一手训练出来的，他们也像某些国民党的官员，一夜之间就转变了立场。不过转变的程度有所不同，有的是应付环境，看风驶舵；有的是甘为鹰犬，盛气凌人。作风比较平实的有黎兴华、童衍礽作风恶劣、表现得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的则为郭佑棠、李襄化。还有一个姓田的管采购，为人随和，有时当着我们这些犯人的面来一点自我嘲弄。虽然他们只是五个人，但反映了在毛泽东对国民党人员留用的政策下，小人物面临改朝换代所表现出的众生相。
留用人员以极左向上爬
黎兴华担任管教组长，虽然界限划得很清，但比较实事求是，并没有为了向新主表功而故意对被管押者作威作福的情况。而李襄化则一副小人得志的样于，从他对汤尧说的话，就可见其灵魂的丑恶：「你不要认为你是陆军副总司令，我现在叫你站住，你就不敢坐下。」郭佑棠担任生产组长，在组织、指挥劳动生产时，不仅要求超体力的干活，而且恶形恶状，动不动施行体罚，名曰：「两腿半分弯」，命令受罚者在太阳下两腿弯曲、两臂上举半小时或一小时，使受罚者人的尊严完全丧失，更不要说汗流浃背了。我本人因绗棉衣质量未能过关，就被他罚过一次。最初，还可以忍受，后来弯的时间长了，全身发抖、淌汗：只好学阿Q，暗暗咒诅国民党，怎么会训练出这样的混蛋，来做共产党的鹰犬，不失败才怪！对比起来，在他们上面的共产党员，对待犯人至少在形式上没有他们那么左。从一九五○年来看，共产党对我们这班政治犯的管理还是比较松的。除了偶尔「上大课」，由军代表对全体犯人交代政策，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外，强调毛泽东说的：「只许规规炬炬，不许乱说乱动」。他们采取的方式，不仅是犯人管犯人，而且是犯人教犯人。由于共产党强调「改造」，故监狱内墙上刷的大标语是：「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惩罚与管制相结合，强迫劳动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原来犯人彼此互称「同犯」，监狱当局宣布可以互称「同学」，但后来又规定回归「同犯」。当时，监狱当局正式成立了「学习委员会」，我被指定为「主任委员」，另外指定了七名学习委员，包括两名有少将军衔的国民党政工干部，一个来自云南编练司令部的政工处长刘善述，一个来自中央军某军的政工处长贺良汴。前者广西人，后者湖北人，都能说会道。三个特务，一个属军统，在日本人占领武汉后基于「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的哲学，在日本宪兵队对面设立了秘密电台与重庆通报的王文蔚。一个属中统，昆明师范学院的职业学生萧亦兵。另有一个军统训练班出身姓任的女特务，虽然后来脱离了，共产党仍要算老账抓起来。还有一个蒋经国戡建大队秘书彭树勋。最后一个就是北伐时加入过中共、早年学过「共产主义ABC」，后来投降国民党，曾出任云南玉溪县长的宋家晋。
监狱当局在学委会成立会上说，选拔我们几个搞学习工作，主要是考虑到我们的教育程度。指定我为主委，是因为我在南京和国民党闹翻、在广州曾被国民党逮捕，勉强可以算有一点觉悟。不过警告我说：「民主个人主义思想是最危险的思想，必须好好改造。」我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地认为「是金子，埋在沙堆里也会发光」。殊不知自己在精神上已做了共产党的「走狗」（Running Dog）。
精神上做走狗还很得意
担任学习委员会后，表面上看与当管理员、服务员似乎有所不同，因为前者是进行自我教育，而后者则是管理生活，是赤裸裸的做鹰犬；但从实质上看，二者都是一样的东西。骨头都是软的，都是在共产党的专政强力下苟且偷生。不过，做「委员」在心理上聊以自我解嘲而已。
学委会在监狱管教组长指导下每周开会一次，拟订学习计划。共产党强调要抓「活思想」，而「活思想」是根据每个学习小组每晚学习暴露出来的思想汇拢起来，加以综合而成的。五十年代初政治犯最突出的也是最普遍的「活思想」，就是「变天思想」，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第三次世界大战。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发生，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必然战胜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这样一来，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都可以获得自由了。当时包括我本人在内，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幻想中。针对这一思想状况，讨论出了两个办法，一是进行《社会发展史》教育，由本来参加过共产党的宋家晋主讲，他自称大革命时代的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听过恽代英、萧楚女这方面的演讲。另外由原来国民党的两位少将政工处长和我助讲，每周三次。我们从「猴子变人」讲起，沿着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到社会主义社会，说明「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是个历史的必然」。最初，多数听讲的人，包括国民党省党部委员、省政府厅局长和一些国民党的将军，过去从没有听过这些说法，还有一点新鲜感；讲到后来，转入资本主义剥削的论述，由于中国长期受封建束缚，根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听来格格不入，特别是搬出马克思《资本论》的教条，更是越听越胡涂。对于解除变天思想，大家推我作一次报告，我根据欧洲战地所见，说明战争之残酷，所有经历战争灾害的人，除了少数野心家，都对战争深恶痛绝。而且，从世界形势看，苏联已打得很疲了，美、英也没有打三次大战的准备。加上原子弹、氢弹的产生，谁都怕毁灭。结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能打得起来。当时引用了中国驻柏林军事代表团团长黄琪翔将军（在三十年代，曾与汪精卫、顾维钧、梅兰芳并称为「中国四大美男子」），一九四七年在南京接受我的采访时所说的一个故事。他奉蒋老先生之命，由西柏林回国述职，蒋老先生在黄埔路官邸接见他，第一句话就问：「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下打得起来？」黄琪翔的答复竟是：「打不起来。」接着陈述了柏林所见所闻。冷战几乎是无日无之，但热战，从两个阵营看，都没有可能发动。蒋老先生听后失望之余，就告诉他：「你休息休息吧！」黄原来认为是在南京休息几天就可以返回柏林。后来得到通知，根本不必回任了。
报告后收集反应，只有汤尧比较幽默，他说：「我们的思想问题倒是解决了，恐怕蒋介石在台湾的思想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多数政治犯都犯软骨病
回忆当时参加讲社会发展史，自己对把五种社会制度：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按阶段截然划分，在思想上是不能接受的。在学委会讨论时，大家把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给我讲，而我在理论上也是一窍不通的，连马克思《资本论》都没有读过，只是知道列宁有一个论点：「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是帝国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已走到末路，根据毛泽东所说的资本主义已经是「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话，夸大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一面，特别强调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记得我当时讲了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在他的女儿十七岁那年，花费一百万美元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园游会，把他女儿介绍给社交界。不要说各种美酒要从欧洲运来，连很多花也是分别从法国、荷兰、意大利订来的。我的目的是要臭资本主义，不料很多人听了我对于资本主义的揭露，反而羡慕起资本主义来，并在小组讨论时，以暴露思想的方式说：「原来听说美国富，但富到什么程度不清楚，现在听了福特的故事知道了，福特真应抓来改造。」
而从我自己来说是否真的认为列宁、毛泽东开于资本主义的论断就正确呢？天晓得！我口里讲资本主义已到了垂死挣扎的阶段，而心里却认为资本主义仍有其极为强大的生命力。仔细观察监狱里关的绝大多数政治犯，都是像我这样的口是心非的「两面人」。比两面人更糟的是国民党的一些党棍、特务和军官，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下，不但毫无气节，张口一个「蒋匪」，闭口一个「蒋匪」，有的竟幻想通过大骂国民党，向共产党表示效忠而获得宽大释放。具体的例子是国民党党校一期毕业、身任国民党昆明铁路党部书记长兼云南省党部委员的萧棣华，头一天被抓进昆明监狱，第二天就上报告要求对台湾广播向国民党劝降，不仅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充分说明了其人的无知。像这样的货色居然长期作国民党的骨干，国民党焉得不糟？焉得不垮？无独有偶，出身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二期、身任蒋总统特别警卫组组长的赵秉钰，作为总统近身侍卫，至少在对「领袖效忠」上应该比一般党政官员要稍微坚定一些吧？殊不知，他也和萧棣华一样要求对台广播。如果不是共产党干部在对全体囚犯上大课时，表扬了他们的政治立场迅速转变，我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超出常识范围的事。当然，从我自己来说，在「转变」上和他们比较起来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实质上都是在「活命哲学」的思想指导下搞政治投机。总之，大家都好像得了软骨病。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呢？主要是怕死的活命思想主导。加上传统的「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种种「软骨哲学」、「投机意识」作怪，把中国人民族性中最卑劣的一面完全暴露了。
坐牢廿二年两根硬骨头
我在中共监狱里坐了廿二年。遇着不少国民党的党政军特人员。特别是因为云南是所谓「起义」的省份，一夜之间天翻地覆，很多国民党官员原来是从成都飞昆明转海南岛再转台湾的，岂料在昆明候机时做了阶下囚。因此，中共所捕获的国民党文武官员，除四川因是国民党最后一个据点，其人数为全国之冠外，其次就数云南。这从一九七五年底的事例也可得到证明。当时，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同意下，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释放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的所有在押的国民党官员。按当时统计，四川最多，一千八百多人，其次即云南一千五百多。在此之前还处理了一批战犯，云南方面也提供了好几十人。到一九六一年，云南省公安厅又将云南省范围内关押的头面人物四十余人集中起来成立学习队（中共内部称为要犯队）加以优待。我回顾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起到一九七六年一月止，两度坐共产党的牢与国民党中上级文武官员接触总有几百人，中国的传统说法是「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文官是否爱财，监狱里无法证明，而武官从上将到少将的将军就有几十，但没有见到一个能够拒不投降慷慨赴死的。而从我的朋友沈醉应我之请为《百姓》半月刊写的战犯改造所见闻录所记，全部战犯中敢于表现出不合作的，也只有一个黄维，但黄维最后还是被软化了。
我在长期的监狱生活中，只见到两根硬骨头，一人名李宪隆，被中共宣布抗拒改造于五一年被枪毙。死得相当悲壮。在昆明监狱两千多犯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上，他虽全身绳捆索绑，但当云南高等法院院长宣判他死刑立即执行时，他本面向宣判台，突然转过身来，面向大众，虽被上绑，仍挺胸瞪眼，傲视全场，然后高呼：「打倒万恶的共产党！」「三民民主义万岁！」弄得全场都呆住了。
另一个是一位姓张的年轻人，罪名是「反毛泽东思想」，进监后又被把上「反改造」帽子，因而罚戴大镣。但他毫不在乎，拒绝参加生产劳动。狱方组织其他犯人批斗，他却嗤之以鼻，颇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神态。后来虽被打伤，仍昂首阔步而行。不久，这个年轻人不知被送到何处了，犯人中则传说已被秘密处决。
坐牢诚受难家属更堪怜
一九五○年中共建政之初，问题如山，特别是如何稳定经济，制止黑市，迫在眉睫，尚来不及发动政治运动。监狱里的犯人虽失去自由，但互相还可以谈话，「同病相怜」一番。最惨的是犯人家属，不仅丈夫、儿子或兄弟被捕，精神和生活同时受到打击，还要设法为关在牢里的亲人送饭。
当时，中共初接管监狱，狱中的伙食实在太差，为了表示宽大，同时藉而减轻压力，准许家属送饭。一些国民党军政大员的家属，有的是军长、师长的太太，有的是厅长、委员的小姐，也不得不屈尊提着饭盒在监狱门口排队。军代表任勤生利用他的特殊身份，藉与犯人家属谈话的机会，在某些家属身上打怪主意。他常常就像一只狼犬似地在大门口等待着他的猎物。他看上了一位很有姿色的国民党将军的太太，便讨好地搭讪，问七问八，并故作正经地告诉这位太太说，要好好帮助自己的丈夫争取人民政府宽大处理，并宣传毛泽东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自我介绍他就是监狱军代表。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找他反映，保证给予解决。这位将军的太大，听到此人和颜悦色的谈话，又看到监狱里的工作人员对他毕恭毕敬，误认此人真的掌握了自己丈夫的生杀大权，每当任来搭讪时，不但不严肃拒绝，反而有点受宠若惊。当时连被选拔为狱中管理员、服务员的军统特务们，当他们受命在监狱大门口接管并传递犯人家属送来的食物、药物和日用必须品时，都已查觉任代表对这位太太的特殊青睐是怀着鬼胎的。不久就传出这位将军太太被奸污之事。
我直到一九五三年十月第一次被关将获释放，释放前进行隔离审查，发现任勤生跟我一起被审查，才证实了他确实犯了诱奸「犯属」的罪行。到与妻子杨借珍见面，她回顾在我初入狱时送饭的那一段岁月的委屈时才得知梗概。原来，这位将军太太是在送饭时和我妻子认识的，彼此产生了相互同情的友谊。我妻子原来也是任眼中的猎物之一，她以上帝给她的智慧和作牙科医生取得的社会经验，使任在她的严肃态度和婉言警告前知难而退。
惜珍不胜感慨地告诉我：「我真同情那班国民党高官的太太们，他们当中有的人，除了做太太，什么也不懂。遇到天翻地覆的变局，除了受人摆布，毫无应对的办法。」
政治运动起狱中气氛变
时间推到一九五○年底，共产党开始搞政治运动了。第一个运动是「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共产党的一贯作法是，全国一盘棋，要动全面动，连监狱也不例外。所请「社会上刮什么风，监狱里就下什么雨」。
为了配合全国范围的第一个政治运动，监狱里改变了过去几个月来的管教方式，取消了所有文娱活动，如节日自演节目；平日晚饭后学习前打球或看打球；学委会也变相取消，宣布不准像过去样地成天蹲在钟楼上；犯人对犯人上课结束。决定全狱开展「坦白交代与控诉旧社会」运动。找出三个典型，一个是马锳，卢汉的第二把手，官任陆军中将，经蒋介石任命为云南警备副总司令，引起了卢的疑嫉。后警总撤销，马改任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卢汉宣布「起义」的第二天，以马态度消极，配合工作下力，拍桌大骂，并将他关了三天才放回家。不料共军入城后，他又遭逮捕，显然是卢汉同意的。
马在坦白大会上检讨说：「由于阶级本质的关系，对共产党的政策，人民的革命意志和人民无穷伟大的力量，认识不够，估计不足，顾虑重重，摇摆惶恐，到了解放大军逼近云南，蒋介石将对云南有所行动的时候才被迫起义。」另一个是原云南外交公署秘书陈公献，揭发法帝国主义者对云南人民的掠夺罪行，以及龙云向法国购买军火的内幕。一个是名叫鲁殿光的二十多岁女大学生，揭发美帝国主义者利用基督教会进行文化侵略，贩卖「精神鸦片」（马克思曾有「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之说），毒害中国人民。她控诉来自美国阿克拉哈马城、一九四六至四九年在昆明传教的莫瑞斯（Morris）牧师，利用传教，奸污了不少中国妇女。并举出实例，说有一位马县长的两位太太，莫瑞斯分别给她们取名马泰（Mathew）和马丽亚（Maria），双双都被莫瑞斯奸污了。更令人感到吃惊的是，鲁殿光本人坦陈她也被莫瑞斯诱奸，并叙述了第一次上床的经过。
按照狱方规定，是要全狱两千多犯人听讲后分小组学习，还要由大组综合汇报。也许是人性使然，大家对马的交代毫无兴趣；对法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罪行听过也就算了。有一个犯人发言说，什么「隆东公司」（法国在越南所设专门与云南进行军火交易的公司）弄西公司搞不清，倒是对美国牧师「弄洞」的事有一点想法。这种事，硬性强迫不来的，既然不止一次，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不能说是奸污，更不能说是侵略。
不料，小组将这段话反映给狱方以后，引起了管教干部的大大不满，指为放毒，严令「消毒」，连续由小组批判一周，闹了一场小小风波。
强迫劳改，目的创造财富
共产党初初进城时，干部是很少的，正如我一开始提到的，最初接管昆明监狱时，只两个干部。到后来，从游击队即滇桂黔边区纵队转来了一批，从江南来了「南下工作团」，「公安学校」又加速培养了一批，就多起来了。干部素质一般不高。以文化水平看，职务较高的，低于职务较低的。昆明监狱长给犯人上大课，常念别字，如将鬼鬼祟祟念成鬼鬼崇崇。下过，监狱干部对于执行政策，一般都比较认真。比如我在参加制「泡花板」（木料锯末压制成板）时，右手掌被机器压断，及时被送往昆明市立医院手术治疗，幸免残废。经过长期实际体验，认识到毛泽东的一套所谓「强迫劳动改造」政策，实质还是把囚犯看作劳动生产力；让犯人活下去是为了创造财富。绝不是像他们标榜的所谓「革命人道主义」。
由于云南是所谓「和平解放」，政权转换是一夜之间的事，很多有工业技术的人要出走都没有走成。经过几个运动，因为多多少少有些历史问题，所以大都进了监狱。恰逢监狱奉命办工厂，技术力量没有问题，什么人才都有。因而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不仅办成了被服厂、鞋工厂、弹棉厂、印刷厂、砖瓦厂、元钉厂、木工厂，还办了机械厂、农业药械厂（制造喷雾器、喷粉器等），最后竟制造出了吉普车，简直不可思议。其中有些产品，还出口到国外。对于参加生产这些产品犯人，不少因为在技术革新上的贡献，获得减刑或奖励。对照国际上基于人权反对中共劳改产品出口，这当中的认知差距，该有多大。
强力专政提高劳动效率
昆明市的云南省第二监狱对外名称为「金马综合加工厂」，与保定市的河北省第二监狱是中国大陆的两大模范监狱。它之所以称为模范，用共产党的标准来看，第一，为国家创造的财富大，劳动生产率高，平均生产值不仅高于其他劳改单位，而且远超越国营厂矿。第二，产品质量过关，不少是出国产品，如二监生产的农业药械、喷雾器、喷粉器即远销国外。第三，没有出「安全」事故。以二监论，监狱长向犯人做报告就公开说：「二监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二十年间没有一个劳改犯逃跑得逞的。跑了几个人，全部抓回来。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户口迁移要公安局批准，吃饭要粮票，你跑到那里去。结果必然是淹死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可以告诉你们，跑出去的没有不捉回来的。只有一个没回来，原来是拒捕，被当场击毙。因此，你们最好是死了这条心，好好接受改造吧！」
我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四、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六两度在昆明监狱坐牢，曾被派到鞋工厂制鞋，到被服厂桁棉，到机械厂喷漆，到印刷厂校对，到山坡开荒，最长的一段是到菜园里挑肥、挑水、种菜。主要是种小白菜，这种菜生长期快，产量高，成为犯人的主要副食。在中国大陆一切实行配给，城市里的犯人因为「替社会创造财富」，得与公民一样，每月配给二两五钱油。这一点油，要分五十餐食用。可以想见，小白菜有什么味道。吃了二十多年小白菜（三年大灾时连小白菜都没得吃），所以，一旦获释，自己向家里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再吃小白菜。
劳动不仅是强烈的，而且有定额，有时逼到你非完成不行。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规定挑粪水到山坡地浇菜，到最后，实在挑不动了，只好咬住牙拚命挣，自己给自己打招呼：「退无死所」。当我刚刚挣上坡，只见旁边一位年纪看来比我稍大的犯人，连着粪水担子，连人带桶一起滚下山去。
校对犯错误成政治事件
在监狱里干体力劳动固然够受的，干脑力劳动也决不轻松。
记得第一次安排我校对的书，是格斯的《反杜林论》，并派了一个国立艺专毕业的画家，也是一个留队人员严浚，和我两人共同工作。
我心想：「杀鸡焉用牛刀。」自己做过大报的副总编辑，校对自然是易如反掌之事。当负责印刷厂的一个姓者的共干，犯人称之谓「者队长」的，问我：「能不能完成任务」时，我毫不犹豫地夸下海口说：「保证百分之百！」
当时，为了慎重起见，采取一人念原文，一人对校样的办法，轮流作业，眼、脑、口、手齐动，校对了两遍，认为万无一失了，才按规定签字付印。
那知道，一百多页的书，印出来后，竟被发现有四十九处错误。由于这是毛泽东指定共干必读之书，一下造成这么多错误，便被视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共干指出，我是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又是办过报的，即使校对有错，也不应该错得这么厉害。因此，一口咬定是存心破坏，叫我在小组内交代，并接受批斗。
批斗会开了一个星期，由那位者队长亲自掌握，直到我承认是心怀不满，思想抵触，仇视马恩理论，企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颠覆人民民主政权，批斗才算告一段落。
过了一周，姓者的找我个别谈话，我就老实告诉他，所谓「抵触」「仇视」「破坏」「颠覆」，都是提高原则，上纲上线，为了小组过关说的话。真正的关键是对于校对工作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太大意了。过去干报馆都是高高在上，不仅没有参加过校对工作，而且把校对看得既简单又轻易，殊不知其中有大学问。由于习惯势力的影响，比如「陆铿」，明明错排成「陆鉴」，看起来仍是陆铿，所以不知不觉就错了，有鬼使神差之感。加上中国文字千变万化，常常造成阴错阳差。
姓者的听了我这段话后，大不以为然。他说：「你把校对工作说得这么神秘，我才不相信呢！哪天，我自己来校一校给你们看。一个字对一个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把很简单的事，说得神乎其神。」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共干之间也常常进行大批判。所有的批判稿，事先都要由印刷厂翻印。有一天，刚好我手上有一份待校的大批判稿。我说，这份稿是否请者队长校一校。
于是，他把袖子一捋，说：「好吧！让我来！」他把校稿与原稿都折起来，并在一起成平行的两条线，然后一列一列地红笔比对下去，但见他紧张得头上直冒汗。校完以后，封面还有三个大字，即「大批判」，我说，这张封面也请校一下，签个字才好付印。
他用红笔点着，口头念着「大……批……判」，就签字。洋洋自得地说：「你们把校对说得难得不得了，我就不信邪，今天当面校给你看看。」这时，我已发现他造成的错误，但为了使他亲身体验一下「存心破坏」的味道，所以顺便奉送他一顶高帽子：「者队长以对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来校对，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等到第二天，成品印出了，装订好了，封面上「大批判」三个字，赫然变成了「大判批」，者队长才慌了手脚。他马上调自己签过字的校稿来查对。认为这里面说不定有阴谋破坏。等到他看到「大判批」三个头号字下面，正是他恭恭正正的签名「者炳华」时，才不由得一面苦笑，一面摇头说：
「咦！天下真有这样的怪事！」
学习最痛苦创三通过关
监狱里，最痛苦的倒不是生活苦、劳动重，最痛苦的是学习。狱方规定每晚两小时小组学习，学习内容主要是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及监规纪律。强调暴露活思想，并结合检查自己在监内的一切言行。因为学习是固定天天必行的，而监内的言行有毛泽东规定的「只许他们规规炬炬，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大原则，所以极少越轨的人和事。因此，学来学去，就是那么几句话，味同嚼蜡，却非嚼不可。如不发言，就被视为思想抵触，得检查思想，痛苦更大。不过，这样一来，倒对其他人是个解救，因有了斗争对象，不愁无话说了，而被指定检查的人则变成十个人的痛苦由一个承担。有的担得起，有的担不起，担不起，甚至发生自杀或把愤怒转到提意见的人身上，来一个同归于尽的惨剧。在狱中就发生过一个犯人把对他提意见的小组长用门杠打死的事。
时间一长，经验教训一多，有心人终于总结出「三通过关」的应对学习之法，即先臭骂自己一通：「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社会的渣滓，人民的罪人」，「除了剥削寄生，什么都不会，该死！」然后赞美共产党一通：「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是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武器」。最后表态一通：「决定以感恩的心，加强自己的改造，改恶从善，重新做人」；「老实改造，认真学习，积极劳动，报答人民政府的再造之恩」。
总之，翻来复去就是这一套。学习给人的折磨，对人格的扭曲，真是刻骨铭心。事隔近二十年，现在回忆起来，犹有余悸。
在毛泽东封建法西斯个人独裁统治下，全中国只有一个人可以自由思想，自由讲话。那怕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如刘少奇者，到头来也不免冤死在独裁制度下。何况被共产党视为阶级敌人的囚犯呢！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这样写道：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
在这种强力专政下，作为犯人，无可选择。除了每天超额完成劳动生产任务，只盼望着能吃两顿饱饭；周末能够「打牙祭」，吃两块肉；每月能看一次电影；也就心满意足了。
有些更「积极」争取立功赎罪的犯人，常常像猎犬一样闻闻周围的气氛，听听有什么反动的语言，及时向干部报告，在狱中称之谓「打小报告」。有的人专门干这种事。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两个干部边走边说：「有些犯人真伤脑筋，屁大一点的事都要来反映，又不能告诉他说，以后不要反映了。」
我因为为人大而化之，说话随便，而且有一个基本观点，反正我的问题，不决定于监狱，甚至不决定于云南，而决定于整个形势，所以随便别人打什么小报告，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中国民间有句俗话：「死猪不怕开水烫」。只要发扬「死猪精神」，再大的灾难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直到后来一九七六年云南方面奉中共中央指示把我的档案调北京审查，一位劳改局长和一位科长两人带着我的两箱档案上京，我才知道光是廿二年狱内外对我的检举揭发报告，就有一箱。而这些东西对最后处理我的案子，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但当在狱中时，对我起码起到威慑作用。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奥妙。
背铐五二天·吃饭如猪狗
共产党监狱，一般很少搞刑讯逼供。但五十年代建政之初，承袭了苏联格伯乌的那一套，用刑是家常便饭。最通常的是把人的大拇指拴上电话线，通上电流，然后搅动电话机以逼供。昆明监狱的老犯人不少尝过那个味道。
我本人第一次入红牢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一日，一九五三年底当局因所有控罪都不成立，准备「教育释放」。但国民党警官学校出身的李襄化为了立功心切，在得知我即将释放时，突然利用监内关押的保山陆家一个年轻人向我要了一双袜子以备冬天御寒，便以我严重违犯监规罪名，罚我戴背铐。也就是两手反背铐起来，不但无法睡觉，吃饭也只能像狗一样，用下巴将碗中的饭粒拱倒在床板上，然后用舌头舔食。狼狈像真正一如猪狗，甚至猪狗下如。
这样的折磨足足五十二天。后来，我才知道是释放前的最后压榨，看看能不能压榨得出一点他们所想象的材料来。还美其名日「榨甘蔗」。因为左手腕铐伤，最初出狱三年不能戴表。现在事隔四十四年，天阴下雨左腕还会疼痛。
后来跟我在要犯队一起学习的原昆明中央银行经理赵康节情况更惨。他以划为「右派分子应声虫」而挨斗，戴着脚镣被其他犯人猛踢，结果铁镣嵌入足踝，造成终生残废。不要说身受其痛，一旁得见都感到毛骨悚然！
毛把大陆弄成一个大监狱
在中国大陆坐牢要看运气。一等牢当然是在首都北京。尤其是秦城监狱生活设备，如卧具、如厕所，可以保持一定的清洁度；有自来水用。伙食方面，也保持基本营养。
二等牢即直辖市，如上海、天津及各省省会。像济南、西安、成都、昆明。牢房的清洁卫生有一定的制度。吃饭除一九五九至六一这三年，全大陆饥荒，大量饿死人，其他时间一般可以吃饱。
三等牢遍及各地区，有如国民党时期的专区和县属的监狱。不仅物质条件差，更严重的是干部政策水平低。有很多监狱，动不动用刑。
以云南为例，五十年代初，搞过大量刑讯逼供，最常用的是把犯人的大姆指拴上电话线，通上电流，搅动电话机以逼供。八十年代初，通过劳改工作检查，查出对犯人的刑罚有三十多种。这是我在留队生产以后，因为同干部的界限不像当犯人时那么严格，加之我一九五八年是因划为「右派」「二进宫」，不少干部了解我的情况，故尔另眼相看，对我说话也就比较随便，无意中会谈出一些内情。
三十多种刑罚中最常见的有扣饭，不准吃饱；罚站，两腿半分弯；夏天罚烤太阳，冬天罚穿短裤，立在寒风中挨冻；捆绑、吊打；带镣运石头；超过力所能及的背石头，关禁闭；利用山洞挖掘小禁闭室，关进去的人根本无法伸腰，一直把人整成残废为止。有的干部借提讯、谈话为名，诱奸甚至强奸女犯。
昆明附近的光明农场，犯人在大饥荒中饿极了，偷偷跑到水塘捞苦菜叶子吃，水塘有粪有蛆，犯人用水把粪、蛆冲掉，被干部发现，竟不准冲水，迫使犯人吃带粪蛆的菜叶。
更残酷的事例发生在鹤庆造纸厂，这是曾担任云南省代主席的李宗黄先生的故乡。一九五九年，全国大饥荒，有一个犯人实在饿得不得了了，便公开叫肚饿。劳改干部便弄来一盆糙米饭，追着这个犯人当众吃下去。最后实在吃不动了，哀求道：报告队长，我不敢了，下次再不敢叫肚子饿了，不行，非逼这个犯人把这盆糙米饭吃光不可，到了半夜，出了人命，这个犯人肠子爆炸而死。
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共大搞寃、假、错案，相应地大肆扩充监狱和劳改队及劳教队。以云南为例，一九五八年所谓「大跃进年」，全省人口一千八百万，监狱竟达九十多个，犯人在二十万人以上。到了「文化大革命」，犯人和监狱大增，更不必说了。
毛泽东时代，从思想禁锢的角度看整个中国大陆就是一个大监狱，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感受，岂仅限于监狱里的囚犯。 (读者推荐）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