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陸大哥(陸鏗)的認識和交往是先文字後晤面,1979年在《
明報月刊》上看到〈三十年大夢初醒乎〉時尚不知陳荊蓀就是陸鏗,後來《中報》聘陸大哥主筆政,胡菊人主編務才對他的事蹟略有所聞。不久陸、胡兩位同時遭《中報》解聘,我不記得從何處取得陸大哥的電話,便致電向他約稿(時我主持《東西方》月刊編務)。陸大哥沒有答應,說他現時在中文大學教新聞學,功課很忙,沒有時間寫稿。原來他除了教學之外正與胡菊人先生籌辦《百姓》半月刊。此一階段只知其名而未謀面,印象也疏淺。
1982年底《中國之春》在美國出版,一位移民到美國的原《東西方》作者突然攜《中春》和王炳章親筆信來找我,希望我加入他們的行列。我歷來都只止於論政,從不喜參與實質的政治活動,敬。謝不敏。而帶信來的友人也認為我留在《中春》組織之外,以一個文化人的身份從事現時的出版和撰述工作,大家從不同途徑努力更加有利於中國的民主運動的進程。後來他只要求我幫他在香港郵寄和散發《中國之春》創刊號。香港是一個自由的地方,郵寄雜誌給圖書館和個人並不違法,我便幫助了他這個小忙。《中國之春》一直想在香港印刷和發行,他們出版第二期的時候,其主總李林(即後來在加拿大犯謀殺罪判刑那一位)和另一位成員來港找我,主要向我查詢《中國之春》在香港發行的可能性。我告訴他們,香港市民享有充
分的言論和出版自由,任何人只要繳一萬元按金就可以出版和發行任何雜誌。《中國之春》如果想在香港出版發行,只要依照規矩辦理就可行了。我還答應他們,會為他們接洽發行商。可是,他們正跟我談得好好時,《中春》第二期卻突然交給另一家發行商發行,據說是陸鏗先生幫的忙。然而這家發行商,只發行一期,《中春》第三期就不肯發行了。《中春》的人對陸先生有頗多議論,甚至懷疑陸鏗的動機。但我覺得這類耳語對陸鏗是不公平,也沒有道理的,做媒人不能包生仔。發行商皆把利潤放在第一位,發行《中春》既賺不到錢,又要承擔風險,他們不肯繼續幹是很自然的事,反正大家又沒有簽合約。而陸鏗先生也不能強迫發行商去做他們不情願的事。後來《中春》的人又來找到我,我便把相熟的發行商介紹給他們,
讓他們直接洽談,自己則抽身而出。與《中春》的人接觸三次,除了與那位原來《東西方》作者還能保持長期友誼之外,其他人予我的印象都很差,也不想紺繼續往來了。1982年或83年間,我到台北中央新村拜候胡秋原先生,秋原先生問我「認不認識陸鏗?」我說只聞其名而未曾謀面。秋原先生說:「據說陸鏗本事很大,可以通天,在大陸人脈很廣」。秋原先生懷疑陸鏗是共產黨派出來做統戰工作的,其時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對「統戰」兩字還相當敏感。但對我來說「統戰」是無所謂的,在香港為共產黨做統戰工作的人多的是,我並不介意與之接觸,不過自此心裡卻留下「陸鏗是共產黨派出來」的印象,自然也有所警惕。
我跟陸鏗第一次見面應該是1984年底或1985年初,那時我的《鄧小平評傳》第二卷在《南北極》連載,因《南北極》改版或停刊而需要尋找出路,一位友人帶我上洛克道《百姓》辦公室,見到陸鏗和胡菊人先生。初次見面,大家只禮貌性寒暄幾句我便告辭,後來我把《鄧小平評傳》第二卷書稿寄給陸鏗先生,他便在《百姓》上連載了。由此我成為《百姓》的作者,交往就漸漸多了,有時是約稿,有時是查詢或交換一些資料,而《百姓》舉辦的一些活動也常常邀我參加。「97大限」前陸大哥(跟他認識後他要我叫他「大哥」不要稱「先生」)移民美國,但彼此聯繫並未中斷,因為他每年都回港三幾次,他返港時,間中會見面。
陸大哥旅居美國之後很活躍,與「民運人員」聯繫頗密,又為江南案奔走,這類消息我從媒體上可以得知,見面時我從不詢問他的私事,不過他跟江南遺孀崔蓉芝女士轟轟烈的的戀愛,卻也令我有點震驚。陸、崔戀的消息我不是從媒體得知,也不是陸大哥透露,而是北京的沈醉先生說的。1989年4月,我隨一個台灣的訪問團應邀全國政協之邀訪問大陸,第一站是廣州,第二站是北京。在北京時我拜訪沈醉先生(沈醉先生曾為《東西方》寫稿,我們早在1981年就認識了),我在他客廳剛坐定不久,沈醉就問我知不知道陸鏗跟崔蓉芝的事?其時我毫無所知,便據實回答。沈醉先生則說了一番話,他跟陸大哥也是認識的。而我既不知此事的詳情,自然不好表態。崔蓉芝女士我也認識,我曾代表在台灣出版我《鄧小平評傳》那家天元出
版社跟崔女士接購江南寫遺著《龍雲傳》的台灣版權,見過三兩次面。崔女士還是我一位前輩友人錢江潮的學生。她予我的印象良好,富有台灣女人的特色,外溫柔而內剛毅。陸、崔之戀所以令我「有點震驚」緣由有二:1、陸大哥元配嫂夫人楊惜珍十分賢淑。陸大哥在大陸坐過牢兩次,共計二十二年。陸大嫂不離不棄,獨力撫養四名子女成長,還照顧年邁的翁姑。陸大哥對此十分感念,說自己未盡過丈夫和父親的責任。其時陸大嫂剛離開大陸遷居紐約,正是一家安享天倫之樂的時候,陸大哥彌補己過報答陸大嫂的恩情都來不及,豈會見棄而另抱嬋娟?2、陸大哥生於1919年,與崔小姐相識相戀之時已是望七之年,何來如此充沛之精力和如此巨大的勇氣?
陸、崔之戀,社會上一些人包括沈醉先生或多或少有些不理解,但我覺得事必有因,個人感情的事自不足為外人道。陸大哥承認自己好色,且有點急色,這在他的《陸鏗回憶懺悔錄》裡也有所披露。至於他的黃昏之戀我覺得只要不是利用權力脅迫,不是金錢交易,而是雙方是真心相愛,第三者就應予以尊重,無權說三道四。1991年我第一次到美國旅行,承陸大哥熱情招待,安排到西來寺小住。而在三藩市旅遊期間更獲得陸大哥和崔女士相伴遊玩,感激五中。其時他倆是否已結婚,尚未得知,不過倒是出雙入對。而我也感覺到他倆十分登對,十分恩愛融洽。洛杉磯、三藩市之遊,增強了我跟陸大哥的友誼,此後的聯繫自然而然比昔日多一點,但畢竟相隔一個太平洋,不可能太密切。90年代我雖然去過幾次美國,但地點或在東岸
,或在洛杉磯而不落腳三藩市,有一次雖然到三藩市也準備拜訪陸大哥,卻因小兒染恙,匆匆改變行程而不果,倒是陸大哥返港時多所約晤。
1999年我主辦「香港傳記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陸大哥擔任評論員,他欣然應邀,並在會上作了幾次精采的發言,令會議生色增光。其時我應邀擔任海南省政協委員(1993年1月至2002年12月),陸大哥表示他已年屆八旬,來日不多,很想回去雲南老家看看,特別想看看「六‧四」後中國大陸的變化,問我有沒有渠道向當局反映?我坦白說沒有特殊的渠道,但我將盡力向有關方面反映。而我的所謂反映,也只是以現任省政協委員身份向中央統戰部、國安部、中聯辦寫信而已。陸大哥或因訪問胡耀邦事件,或因代星雲大師接待和安排前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先生赴美「旅遊休息」而被大陸當局禁止入境。可是,後來星雲大師不僅可以入境,而且獲得大陸有關人員的高規格接待了,可是陸大哥還是不許入境,我個人也覺得很不
公平。我話寫信為陸大哥申訴沒有結果,後來劉達文兄又介紹「黃雀行動」幕後指揮者陳大哥為陸大哥奔走,但最後也無法解開此結,未能把他的名字從黑名單中剔除。二千年之後,在接觸中已發現陸大哥的精神狀況不妥,昨天發生的事今天就忘記了,懷疑他患了老人癡呆症。曾記得我也曾為此向有關當局寫信反映,但一樣沒有下文。2005年我攜妻兒赴美小住,路過三藩市時前往崔大姐(其實我還年長她一兩歲)家探訪陸大哥,發覺他外貌改變很大。他以前是大塊頭,現在已十分削瘦十分虛弱,而改變更大的是腦袋瓜,他連我是誰都記不得了,連他居住過的「香港」也記不得了。崔大姐說,豈止不記得你,他連自己的孩子都記不得了。不過他卻還清楚記得「雲南」,記得他是雲南人,此外還記得的只有一個名字——「海倫」
(崔大姐的英文名)。我們在崔家逗留一個多小時,大部分時間都是跟崔大姐聊天,陸大哥間中插一句不清不楚的問話:「你來的地方現在怎樣了?」他已說不出「香港」兩個字。
返回酒店之後內子感慨地說:「真是天意弄人,怎麼一個勤用腦的作家也會變成這樣?」內子很佩服崔大姐,覺得這幾年來照顧一個老人癡呆症病人真是很不容易,崔大姐可謂有情有義了。非議陸、崔之戀的人至此也應該噤聲或有所省悟了。照顧病患老人的困難非親自經歷都無法瞭解其中的艱辛,而照顧老年癡呆症患者尤其困難,尤其需要有愛心和耐性。因為癡呆症患者可能剛剛吃完飯,一會兒就忘記了,投訴你不給他飯吃。又容易發脾氣,喜歡無理取鬧,許多親生子女都忍受不了,最後把患病老人送進老人院。崔大姐不但照顧患病的陸大哥長達八年,其間還帶他回一次雲南,了卻他的心願。雲南之行是崔大姐為所愛的人做最後一件大事,但那刻陸大哥回去又有何意義呢?他已一無所知,一無所感,形同屍走肉。我不明白
大陸的安全部門怕些甚麼?怕一個患了嚴重老人癡呆症的陸鏗危害國家安全嗎?我想,如果北京的安全部門能夠早幾年讓陸大哥回去,那可多好,那才算真正劃得圓滿的句號。
2009‧3‧30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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