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陸大哥（陸鏗）的認識和交往是先文字後晤面，1979年在《
明報月刊》上看到〈三十年大夢初醒乎〉時尚不知陳荊蓀就是陸鏗，後來《中報》聘陸大哥主筆政，胡菊人主編務才對他的事蹟略有所聞。不久陸、胡兩位同時遭《中報》解聘，我不記得從何處取得陸大哥的電話，便致電向他約稿（時我主持《東西方》月刊編務）。陸大哥沒有答應，說他現時在中文大學教新聞學，功課很忙，沒有時間寫稿。原來他除了教學之外正與胡菊人先生籌辦《百姓》半月刊。此一階段只知其名而未謀面，印象也疏淺。
1982年底《中國之春》在美國出版，一位移民到美國的原《東西方》作者突然攜《中春》和王炳章親筆信來找我，希望我加入他們的行列。我歷來都只止於論政，從不喜參與實質的政治活動，敬。謝不敏。而帶信來的友人也認為我留在《中春》組織之外，以一個文化人的身份從事現時的出版和撰述工作，大家從不同途徑努力更加有利於中國的民主運動的進程。後來他只要求我幫他在香港郵寄和散發《中國之春》創刊號。香港是一個自由的地方，郵寄雜誌給圖書館和個人並不違法，我便幫助了他這個小忙。《中國之春》一直想在香港印刷和發行，他們出版第二期的時候，其主總李林（即後來在加拿大犯謀殺罪判刑那一位）和另一位成員來港找我，主要向我查詢《中國之春》在香港發行的可能性。我告訴他們，香港市民享有充
分的言論和出版自由，任何人只要繳一萬元按金就可以出版和發行任何雜誌。《中國之春》如果想在香港出版發行，只要依照規矩辦理就可行了。我還答應他們，會為他們接洽發行商。可是，他們正跟我談得好好時，《中春》第二期卻突然交給另一家發行商發行，據說是陸鏗先生幫的忙。然而這家發行商，只發行一期，《中春》第三期就不肯發行了。《中春》的人對陸先生有頗多議論，甚至懷疑陸鏗的動機。但我覺得這類耳語對陸鏗是不公平，也沒有道理的，做媒人不能包生仔。發行商皆把利潤放在第一位，發行《中春》既賺不到錢，又要承擔風險，他們不肯繼續幹是很自然的事，反正大家又沒有簽合約。而陸鏗先生也不能強迫發行商去做他們不情願的事。後來《中春》的人又來找到我，我便把相熟的發行商介紹給他們，
讓他們直接洽談，自己則抽身而出。與《中春》的人接觸三次，除了與那位原來《東西方》作者還能保持長期友誼之外，其他人予我的印象都很差，也不想紺繼續往來了。1982年或83年間，我到台北中央新村拜候胡秋原先生，秋原先生問我「認不認識陸鏗？」我說只聞其名而未曾謀面。秋原先生說：「據說陸鏗本事很大，可以通天，在大陸人脈很廣」。秋原先生懷疑陸鏗是共產黨派出來做統戰工作的，其時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對「統戰」兩字還相當敏感。但對我來說「統戰」是無所謂的，在香港為共產黨做統戰工作的人多的是，我並不介意與之接觸，不過自此心裡卻留下「陸鏗是共產黨派出來」的印象，自然也有所警惕。
我跟陸鏗第一次見面應該是1984年底或1985年初，那時我的《鄧小平評傳》第二卷在《南北極》連載，因《南北極》改版或停刊而需要尋找出路，一位友人帶我上洛克道《百姓》辦公室，見到陸鏗和胡菊人先生。初次見面，大家只禮貌性寒暄幾句我便告辭，後來我把《鄧小平評傳》第二卷書稿寄給陸鏗先生，他便在《百姓》上連載了。由此我成為《百姓》的作者，交往就漸漸多了，有時是約稿，有時是查詢或交換一些資料，而《百姓》舉辦的一些活動也常常邀我參加。「97大限」前陸大哥（跟他認識後他要我叫他「大哥」不要稱「先生」）移民美國，但彼此聯繫並未中斷，因為他每年都回港三幾次，他返港時，間中會見面。
陸大哥旅居美國之後很活躍，與「民運人員」聯繫頗密，又為江南案奔走，這類消息我從媒體上可以得知，見面時我從不詢問他的私事，不過他跟江南遺孀崔蓉芝女士轟轟烈的的戀愛，卻也令我有點震驚。陸、崔戀的消息我不是從媒體得知，也不是陸大哥透露，而是北京的沈醉先生說的。1989年4月，我隨一個台灣的訪問團應邀全國政協之邀訪問大陸，第一站是廣州，第二站是北京。在北京時我拜訪沈醉先生（沈醉先生曾為《東西方》寫稿，我們早在1981年就認識了），我在他客廳剛坐定不久，沈醉就問我知不知道陸鏗跟崔蓉芝的事？其時我毫無所知，便據實回答。沈醉先生則說了一番話，他跟陸大哥也是認識的。而我既不知此事的詳情，自然不好表態。崔蓉芝女士我也認識，我曾代表在台灣出版我《鄧小平評傳》那家天元出
版社跟崔女士接購江南寫遺著《龍雲傳》的台灣版權，見過三兩次面。崔女士還是我一位前輩友人錢江潮的學生。她予我的印象良好，富有台灣女人的特色，外溫柔而內剛毅。陸、崔之戀所以令我「有點震驚」緣由有二：1、陸大哥元配嫂夫人楊惜珍十分賢淑。陸大哥在大陸坐過牢兩次，共計二十二年。陸大嫂不離不棄，獨力撫養四名子女成長，還照顧年邁的翁姑。陸大哥對此十分感念，說自己未盡過丈夫和父親的責任。其時陸大嫂剛離開大陸遷居紐約，正是一家安享天倫之樂的時候，陸大哥彌補己過報答陸大嫂的恩情都來不及，豈會見棄而另抱嬋娟？2、陸大哥生於1919年，與崔小姐相識相戀之時已是望七之年，何來如此充沛之精力和如此巨大的勇氣？
陸、崔之戀，社會上一些人包括沈醉先生或多或少有些不理解，但我覺得事必有因，個人感情的事自不足為外人道。陸大哥承認自己好色，且有點急色，這在他的《陸鏗回憶懺悔錄》裡也有所披露。至於他的黃昏之戀我覺得只要不是利用權力脅迫，不是金錢交易，而是雙方是真心相愛，第三者就應予以尊重，無權說三道四。1991年我第一次到美國旅行，承陸大哥熱情招待，安排到西來寺小住。而在三藩市旅遊期間更獲得陸大哥和崔女士相伴遊玩，感激五中。其時他倆是否已結婚，尚未得知，不過倒是出雙入對。而我也感覺到他倆十分登對，十分恩愛融洽。洛杉磯、三藩市之遊，增強了我跟陸大哥的友誼，此後的聯繫自然而然比昔日多一點，但畢竟相隔一個太平洋，不可能太密切。90年代我雖然去過幾次美國，但地點或在東岸
，或在洛杉磯而不落腳三藩市，有一次雖然到三藩市也準備拜訪陸大哥，卻因小兒染恙，匆匆改變行程而不果，倒是陸大哥返港時多所約晤。
1999年我主辦「香港傳記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陸大哥擔任評論員，他欣然應邀，並在會上作了幾次精采的發言，令會議生色增光。其時我應邀擔任海南省政協委員（1993年1月至2002年12月），陸大哥表示他已年屆八旬，來日不多，很想回去雲南老家看看，特別想看看「六‧四」後中國大陸的變化，問我有沒有渠道向當局反映？我坦白說沒有特殊的渠道，但我將盡力向有關方面反映。而我的所謂反映，也只是以現任省政協委員身份向中央統戰部、國安部、中聯辦寫信而已。陸大哥或因訪問胡耀邦事件，或因代星雲大師接待和安排前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先生赴美「旅遊休息」而被大陸當局禁止入境。可是，後來星雲大師不僅可以入境，而且獲得大陸有關人員的高規格接待了，可是陸大哥還是不許入境，我個人也覺得很不
公平。我話寫信為陸大哥申訴沒有結果，後來劉達文兄又介紹「黃雀行動」幕後指揮者陳大哥為陸大哥奔走，但最後也無法解開此結，未能把他的名字從黑名單中剔除。二千年之後，在接觸中已發現陸大哥的精神狀況不妥，昨天發生的事今天就忘記了，懷疑他患了老人癡呆症。曾記得我也曾為此向有關當局寫信反映，但一樣沒有下文。2005年我攜妻兒赴美小住，路過三藩市時前往崔大姐（其實我還年長她一兩歲）家探訪陸大哥，發覺他外貌改變很大。他以前是大塊頭，現在已十分削瘦十分虛弱，而改變更大的是腦袋瓜，他連我是誰都記不得了，連他居住過的「香港」也記不得了。崔大姐說，豈止不記得你，他連自己的孩子都記不得了。不過他卻還清楚記得「雲南」，記得他是雲南人，此外還記得的只有一個名字——「海倫」
（崔大姐的英文名）。我們在崔家逗留一個多小時，大部分時間都是跟崔大姐聊天，陸大哥間中插一句不清不楚的問話：「你來的地方現在怎樣了？」他已說不出「香港」兩個字。
返回酒店之後內子感慨地說：「真是天意弄人，怎麼一個勤用腦的作家也會變成這樣？」內子很佩服崔大姐，覺得這幾年來照顧一個老人癡呆症病人真是很不容易，崔大姐可謂有情有義了。非議陸、崔之戀的人至此也應該噤聲或有所省悟了。照顧病患老人的困難非親自經歷都無法瞭解其中的艱辛，而照顧老年癡呆症患者尤其困難，尤其需要有愛心和耐性。因為癡呆症患者可能剛剛吃完飯，一會兒就忘記了，投訴你不給他飯吃。又容易發脾氣，喜歡無理取鬧，許多親生子女都忍受不了，最後把患病老人送進老人院。崔大姐不但照顧患病的陸大哥長達八年，其間還帶他回一次雲南，了卻他的心願。雲南之行是崔大姐為所愛的人做最後一件大事，但那刻陸大哥回去又有何意義呢？他已一無所知，一無所感，形同屍走肉。我不明白
大陸的安全部門怕些甚麼？怕一個患了嚴重老人癡呆症的陸鏗危害國家安全嗎？我想，如果北京的安全部門能夠早幾年讓陸大哥回去，那可多好，那才算真正劃得圓滿的句號。
2009‧3‧30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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