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新闻界的元老级传奇人物，陆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中国驻欧 洲战地记者，到抗战胜利后升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以及先后在重庆、广州、香港创办新闻报刊，都不乏令人关注的应时采访和评 论，但最使他的名字与时事新闻紧系一体，并为他带来极大名声也带来毁誉参半的，则是他作为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和纽约《华语快报》发行人，1985年5月10日在北京中南海访问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陆铿后来根据录音整理出两万多字的《胡耀邦访问记》刊出后，轩然大波从此翻腾，影响之巨并直接震动政局，堪称海外华文媒体对话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第一人。而这篇访问记最终竟然成了“一言丧‘邦’”的文字，至今仍然令人唏嘘。
据陆铿回忆，胡耀邦见到《百姓》刊出的大样后曾提出七点修订意见，“而被我拒绝”，导致杂志出版后，胡耀邦受到很大压力。此事被外界视为导致胡下台的因素之一，陆铿事后反省，深觉“这样做，不是对一个像胡耀邦这样没有心机的人 应取的态度。严格地说是一种欺人自欺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至少是良心的谴责。”
与陆铿相知相识相濡以沫二十多年的崔蓉芝女士，提及陆铿先生2007年获准回到故乡云南访问，一偿多年宿愿。她透露陆铿生前表示过的心愿，将来希望安葬于家乡云南昆明西郊，墓碑上只要刻上“中国一记者陆铿葬于此”即可，可见陆铿毕生对自己从事记者生涯的看重。
她以为，陆铿一生追求新闻自由，盼望国家、民族兴旺、统一，寄望于年轻一代新闻职业从业人员也能够坚持新闻自由，他85岁 时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大记者三章》，本意就是留给后辈新闻人的心迹。他在书中例举了成为大记者的五种素质（条件），以及如何做新闻采访等，还表示“六十 多年的记者生涯，虽然历经坎坷，备尝艰辛，但总的感觉是一种自豪的美好，或者说，美好的自豪。每当我的学生问我对记者生涯的感受时，我都坦诚相告：如果下 一辈子叫我选择职业和事业，我的选择仍然是新闻记者。（前言）”
“中国一记者”，真是一个独特而旁人难以钟情不屑炫耀的“衔头”，却正是 陆铿一生特立独行、爱憎分明、敢说真话、以自己的笔和全身心践行新闻自由的写照，也是他具备在坚持原则、爱憎分明的同时，也能够自省、反躬自问的品德的写 照。而这也许正是陆铿能成为一个大记者的心理要素。
坚持新闻自由，绝非一句简单的口号，陆铿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不容于当局，甚至数度体验不同当政者的牢狱生涯。他曾经先后访问过海峡两岸六位最高领导人，因言获“罪”者有之，却也赢得了世人和同行的敬重。
陆铿也庆幸自己走上“中国一记者”的道路上，遇到了不少伯乐、知音和老师。他前期的新闻从业经历与萧乾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萧乾正是他入门新闻行业的启蒙者、领路者。他1931年 考上中央政治学校（政治大学的前身）新闻事业专修班，虽然只接受了一年的正式新闻教育，但有幸遇到了极好的老师。包括班主任马星野先生、教授采访学的赵敏 恒先生（本身也被公认当代中国最了不起的记者，曾担任路透社远东经理，为国际新闻界所推重），教授新闻写作的俞颂华先生，教授社论写作的王芸生先生，无一 不是学养深厚德高望重的前辈。而元老报人于右任先生，则被陆铿视作影响其思想最深的前辈。
他始终记得右老的勉励：“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昔人以此为执政者天职，吾则以此为新闻记者之不二法门。”“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
想成为一名大记者，不是一蹴而就的。陆铿首先是“中国一记者”，毕生以新闻事业为荣耀为责任，毕生也在新闻自由和新闻道德之间挣扎奋斗。尽管曾经“一言丧‘邦’”，尽管说真话很难也很痛快，但如何说何时说，却更是千金不易的教训。这也是一名大记者留给后人的宝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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