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11時 陸老先生的遺體告別追思儀式在三藩市灣區的一家墓園舉行，儀式結束後由家屬為其遺體完成火化。按照老先生的遺囑，他的骨灰將由其子女帶回他魂牽夢系的雲南 老家安葬，以便還他落葉歸根的宿願。這一刻我在家中低頭為這位中國新聞界的前輩默禱，同時心中不可抗拒地想起聖經中保羅的那句名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這句基督使徒的名言，可以作為陸鏗先生奔波漂泊一生的人生註腳。表面上看起來平靜的三句話，裏頭卻蘊含著披星戴月的艱辛。
這位公民是中國現代史的見證人及參與者，這位記者將八十年中國的興亡史看飽，這位先生一生的沈浮命運與現代中國的滄桑流變難以隔斷得開，這位老人為他愛之真切的“中國”這兩個字受了一輩子的苦和罪。如今陸鏗先生以望九高齡為自己的跌宕人生落下帷幕，將他的一把老骨頭燒在了離家千裏的域外。可是，生於五四、卒於今年的陸鏗先生並沒有走入歷史，他傳奇式的報人生涯、他長期堅守的記者職責和他畢生執著追求的人生信念——新聞自由在中國實現，讓許多喜愛他、尊敬他的人，和那些與他一樣有著強烈中國情結的海內外華人感到回味，感到心傷，也感到焦慮。
堅守新聞信條，秉持新聞記者的誌節工作，最後一個新聞老兵的離去。
“激揚文字一甲子，屹立報壇六十年”， 陸鏗先生的一生與新聞須臾不可分離，也一生對新聞事業熱情不減。這位說他下輩子還是要當記者的新聞人，在抗戰期間於重慶的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專修班畢業後， 任職於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成為中國自有廣播以來最早的廣播記者。從在政校讀書時起，陸鏗就受到董顧光、馬星野等在美國接受新聞教育洗禮的師長影響，培育了 自己的新聞自由理念。
陸鏗是受其老師、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的勉勵之下，而走上新聞工作這條人生道路的。作為中國現代新聞業先驅者的於公的一段話讓陸鏗記住了一輩子：“為維護新聞自由，必須要恪守新聞道德。新聞道德與新聞自由是相輔相成，沒有新聞道德的記者，比貪官汙吏還可惡。”今天回頭觀看陸鏗的長期職業生涯，他確實是一位以新聞職業道德為生命的記者，不慕名利但求筆耕，不懼危險但求還原公眾知情權。
陸鏗畢業後不久，和同學一同經營《僑生報》，隨後在國內率先發布了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消息。二戰中陸鏗赴歐洲盟軍總部，任中國駐歐洲戰地記者，采訪過艾森豪 威爾、麥克阿瑟與馬歇爾等美國將軍，還探訪過納粹德國的戈林等戰犯，在血與火的戰爭硝煙中實現著新聞人為國為民的價值。
抗戰勝利後《中央日報》復刊，陸鏗與報社同仁堅持“先日報，後中央”的原則，以“新聞第一”為辦報理念，也就是先遵循新聞理念，再顧及黨報立場。陸鏗在1947年揭發孔宋等人貪汙外匯3億多美元（當時全國外匯僅5億多美元），就是這一理念的典型之作。當時日報的財經記者漆敬堯不負陸鏗使命取得調查報告，陸鏗則寫了大篇幅報道曝光孔宋家族貪汙。由於是國民黨機關報揭發自己黨國大員，因而引起國際上的極大震撼。陸鏗被國民黨專案小組和蔣委員長嚴詞相逼，但他抱著“不要腦袋”的決心，堅持不肯說出消息來源，最後蔣以不處分結案。這種堅守新聞信條，保護消息來源的新聞人的誌節，實在是20世紀中國新聞史上所罕見。
1940年代後期，陸鏗采訪國共與美國的談判，對國府代表徐永昌不肯透露消息，也不願見他深感不滿，最後竟在《中央日報》發表“徐永昌失蹤”的新聞，引起軒然大波，使得蔣介石和美方代表馬歇爾關註，也迫使徐永昌最終接受了他的采訪，並在以後成為他的重要消息來源。陸鏗因此事激怒了黨報上司，從此他脫離了國民黨，成了獨立記者。
老年的陸鏗在香港和美國奔波，或與友人創辦報刊、雜誌、或者主持筆政，評論時政，仍然不改記者本色，依然是聲如洪鐘，更是老當益壯。他的記者同事兼老朋友漆敬堯形容他的話仍然沒有過時：“哪裏有新聞，他就出現在哪裏！”
自 上個世紀中葉開始以來，不論是大陸還是臺灣，都很難看到專業記者的身影。國共分治的歷史，使得華人世界的土壤裏無法孕育出謹守新聞專業守則的職業記者。雖 然在八年抗戰中中國湧現出不少的優秀記者，但是他們在接下來國共內戰的夾縫中，被迫選擇立場，無法保持新聞人的客觀中立立場。留在大陸的記者，要麽是加入共產黨的文宣隊伍，做紅色政權的一顆螺絲釘，要麽就是被批鬥被整肅被關押甚至被虐殺，幾乎無一幸免。隨國民政府遷臺後去臺灣的，或者是改行不問政治，或者是在新聞界學術界中茍且偷生，寫些悠閑的避世文章，或者甘願成為壓制新聞自由的文宣打手。
囿於當時這種國共兩黨均為專權執政的政治現實，華人世界的傳媒界一度很難得到成長的機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都難以尋覓真正以新聞工作為終身事業的資深 記者。到了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要論真正的新聞記者，尤其是對兩岸的政治時事，都能保持密切的關心，並且思想仍能趕上時代，與權力保持距離、思路清晰 的，數來數去，唯有陸鏗一人而已。難怪臺灣作家司馬文武形容陸鏗是華人新聞界“海峽兩岸第一人”、“一匹永遠奔馳中的野馬”。
歲月的紛紜中淘洗出不怕火煉的真金。陸鏗先生的一生可謂是為新聞而生，為新聞而受難，為新聞而漂泊。作為保持著那個時代新聞銳氣的中國早期新聞記者，陸鏗先生在21世紀初期的故去，象征著華人世界新聞史上一個時代的落幕，也是民國早期年代那一輩真正新聞記者群體的光榮收場。
畢生追求新聞自由，不附和當權者，開罪於國共兩黨。
陸鏗先生的一生精彩紛呈，與眾多國共兩黨高層、兩岸三地名流有著或深或淺的交往，也多次陷入可怕的政治漩渦。陸鏗一直試圖保持新聞記者客觀中立的立場，但因堅持新聞自由理念，他先後坐過國共兩黨22年牢，出獄後又同樣因堅持新聞自由理念而得罪國共兩黨，同時被海峽兩岸當局列為黑名單。
1949年4月，陸鏗在廣州辦《天地新聞》，因為報道中研判共軍可能的登陸地點而被捕入獄，報館也被查封，後為於右任、閻錫山所救。
1949年雲南淪陷，陸鏗急欲從日本回昆明接家眷。誰知一下飛機，就被中共以“代表閻錫山來接管雲南”之罪而逮捕。被關四年後，在作家冰心保證“陸鏗是新聞記者，回昆明是為接家眷”之下而獲釋，出獄後成為雲南地區的民主人士。
1957年中共提倡大鳴大放，號召黨外人士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在共產黨“誠心誠意”的懇求下，陸鏗提出3點意見：1、建議中共考慮改變對美國的態度，化敵為友；2、建議各大學改學英文，學俄文是不可能現代化的；3、建議準許老記者辦民間報，唱唱對臺戲也不妨。次日雲南各大報頭條都是陸鏗的3條建議，10天後鬥爭正式開始，上千人輪番嚴斥他為什麽要說中共的“壞話”，於是陸鏗開始了牢獄生涯，前後長達近20年，於1975年因毛先生特赦國民黨官員而出獄。對於陸鏗當年的建議，如今前兩條早已成為中共主動實施的政策，陸鏗卻因早說了20年而陷身囹圄，第三條的落實也是遲早的事。這印照了那個年代的荒謬。
經歷過共產黨的“思想改造”、“不人道的勞動”種種磨難，陸鏗仍發揮他的記者責任，將獄中看到的事情、采訪到的其他犯人情況記敘下來。赴香港後，1979年10月，值中共建政30周年《明報月刊》組織一個專輯點評，陸鏗以“陳棘蓀”的筆名發表了一篇一萬多字的《三十年大夢將醒乎》來全面評價中共政情，造成轟動效應，被中共稱為是“三十年來反共最惡毒的一篇文章”，引發大陸官方不滿。
1982年，陸鏗公開評論蔣經國身體健康不理想不應連任總統，被中華民國政府列為不受歡迎名單。
1985年5月，陸鏗在中南海訪問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整理成《胡耀邦訪問記》發表在同年6月出版之《百姓》半月刊上，後成為導致胡耀邦下臺的罪狀之一。1990年，陸鏗又因協助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赴美，名列中國政府黑名單。
觀看兩岸三地傳媒界，華人世界現代媒體的現狀並不令人滿意。中國大陸的傳媒界幾乎全都甘願成為受當權者操弄，隨當局的指揮棒起舞，稱之為萬馬齊暗並不太過分。香港的傳媒回歸10多 年來相當一部分逐漸進行自我審查，喪失了傳媒應有的立場。臺灣雖然在政治民主化後實現了新聞自由，但是一度陷入藍綠黨派爭鬥，相當多的傳媒之表現令人難以 恭維。而自稱一輩子只幹了記者和囚犯兩個職業的陸鏗，在時局動蕩中一生堅守傳媒人的職業要求，確實不易。特別是他在受了二十多年的牢獄之災後，依然直言不 諱，不肯附和當權者，依舊報道公眾有權知曉的事實，仍能做出客觀中立的評論。這種新聞人的風骨，值得後世尤其是華人傳媒界引為職業楷模。而這種一切為了新 聞、不肯向當局低頭的硬骨頭的專業作風，也最令我們後人欽佩。
呼喚新聞自由，呼喚民主政治，告慰陸鏗先生。
陸鏗先生跌宕起伏的一生，經歷了二十世紀中後半葉的抗日戰爭、世局動亂、國共內戰、中共立國、反右文革以及兩岸關系的風雲變幻。他本人則在這數十載的世事擾攘之中閱盡滄桑，飽嘗了人世間的悲歡離合與酸甜苦辣。幾番折騰，陸鏗這匹新聞界的野馬，為兩岸三地的新聞界留下了無人能及的歷史紀錄，成了華人新聞史上一個罕見的歷史檔案。在他89年長長的一生中，幾乎步步都在翻越刀山劍樹，弄得經年遭難，滿身傷痕。在中華這塊土地上，他的身心確實是太疲憊、太憔悴了，最後，只好飄洋過海到異國他鄉的美國西海岸化為一縷輕煙。
除了相濡以沫陪他走到人生盡頭的老伴，陸鏗先生似乎一無所有，然而他卻在華人的新聞史上留下了一串堅實、清晰的腳印。如此說來，他可以死而無憾了。但事實 上，我們從他的著作《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和《大記者三章》中看得出他有著滿心的遺憾，也就是他沒有親眼看到他渴求一生的民間辦報、采訪自由和新聞自由在中 國大陸得以實現。也許，人類中沒有任何一種職業的人，比被稱之為“無冕之王”的新聞記者更需要自由的空氣與開放的空間。陸鏗一生的苦難，把時局的動蕩和制度的禍害揭示得無以復加，從他個人的命運中看得出幾乎一整個時代的荒謬。這是他個人的苦難，也是一個民族的悲劇。
法國哲學家薩特說過：“散文藝術與民主制度休戚相關，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保有一個意義。”同樣的，唯有在民主制度下，新聞才有生命，新聞才有真正的意義。陸鏗的一生遭遇讓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光有為國為民的熱情，沒有民主的制度保障，沒有新聞自由的實現，再好的記者也無處容身。
如今陸鏗已經離去，而兩岸三地的記者群體則還在政治、商業與娛樂的洪流中載浮載沈。臺灣雖然早在20年前就已解除報禁，並已初步實現民主政治，擁有充分的新聞自由環境，卻因政黨惡鬥與媒體的過度競爭，新聞自由的成熟與完善尚需時日。作為特區的香港自回歸以來，自律、自我審查在香港傳媒界變得越來越普遍，新聞自由度遭遇一定程度的收縮。
最令人遺憾的是，當今中國大陸的新聞自由度在全球近200個 國家中居於後列，當局通過或明或暗的手段對新聞出版及信息輿論進行了嚴厲的控制，近幾年來對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進行了嚴厲的扼殺，記者的執業環境相當嚴 峻，記者的權利和尊嚴難以得到保障。在經歷了一甲子歲月後，像抗戰時期與民國早期民營報紙蓬勃發展的景況已經很難看到，執政者對傳媒界的寬容也很難見到， 民間社會的言論空間很難得到成長。當年的國民黨喉舌《中央日報》尚有“先日報、後中央”之理念，今日的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等黨報連“先日報”都談不上，更談不上為民發聲。北京奧運前後采訪自由的承諾只是畫在墻上的餅，新聞自由在四川大地震中也只是曇花一現隨即加以縮緊。在當前的中國，像陸鏗那樣敢於不附和當權者、勇於追求新聞第一的記者等傳媒人士更顯得難能可貴。
所幸的是，中國大陸近年湧現出《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等在一定範圍內敢於按新聞規律運作的傳媒，更出現了《南方都市報》前編輯程益中、喻華峰、記者陳峰、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副總編江藝平、《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前編輯李大同、盧躍剛、《壹報》主編翟明磊等新一代報人，為中國的新聞傳媒事業留下了火種保存了生機。但是，中國大陸民眾人人皆享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民主時代還沒有來臨，這需要寄望於保障新聞自由法律的出臺和制度的保障，特別是民主政治在中國大陸的最終實現。
狂風不終朝，長夜終有明。好在大江總是向東海奔流的，歷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民眾的心靈自由是任何政權都不能永久地禁錮的。同為華人世界的臺灣這20年來走過的民主化道路即為明證。對於中國大陸來說，雖然實現新聞自由的道路絕非輕而易舉，但新聞自由不是夢，新聞自由是光在照耀中華，新聞自由是一條已經能看得見曙光的自由之路。
歷史已經證實並將繼續展示：自由從來離中國就不那麽接近，但自由絕非看不到希望，自由已經不會太遙遠。在這樣的宿命中煎熬忍耐，也許需要的正是陸鏗先生那樣的樂觀，需要的也正是陸鏗先生那樣的堅韌。等到有朝一日新聞自由最終在香港、臺灣特別是在中國大陸得以完全實現，性情爽朗、聲如洪鐘、身在域外燒、骨灰埋故鄉的陸鏗先生在九泉之下必定含笑欣慰喜欲狂。
寫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陸鏗先生遺體告別儀式當天。
（原载2008年第8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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