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选舞：粗中有细，有胆有识——我的同事、连襟、朋友

和陆大声先生交往已经超过半个世界，在这翻天动地的五十多年间，我们先是同事、继为连襟，最后变成了好似兄弟的朋友。说是同事，显然有点高攀，事实上，当他以权高、声宏、量大而又威重的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地位，把我这个新出校门，到处碰壁的土包子任为“临时试用实习助理记者”，对我这个尚未支薪而只领津贴的额外人员而言，所谓同事，只不过是他陆老总手下的一名小小伙计罢了。说是亲戚，我们固然同为司法前辈杨大法官步青名下两位乘龙快婿，只不过他是早进门的三姐夫，而我则是名列第四的幺妹婿。事实上，我之能够顺利完婚，他在一旁也着实帮了大忙。至于朋友，我们也是着着实实也吵吵闹闹地做了五十年；只不过他永远像位大哥，而我则一直忝附骥尾。

有了这般真、也如此亲的绵密老关系，陆大哥一直认为我是最为了解他的亲友；而我自付，对这位最富传奇性的大哥，我也该是认识的最清楚、也最深入。


无视禁地无惧当道

一般人看来，高大、挺拔、豪放、大胆而气势甚盛的陆大哥，是位粗线条的新闻界英雄人物。一辈子只知道不顾老命地冲锋陷阵，挖掘新闻，好像他这个人一路只凭猛冲急闯，便已平地崛起，在新闻界成就大名。

当然，搞新闻，一定要胆子特别大而冲刺有力，表面上，求名心切、不顾一切的陆大哥也确是如此。年轻时，我们亲眼看见他为了争取新闻，不惜夜以继日地东冲西闯，即无视於警卫森严的禁地，更无惧於手操生死大权的当道，以是，我们便送他“陆大胆”的名号。

可是，仅凭大胆直冲，大不了能在新闻界里成为一位颇有作为的“拼命三郎”，却不能直上九霄、悠游禁区的探来震动大地的头条大新闻。

说得更清楚一点，陆大哥除去坐牢的二十二年，而能以二、三十岁青年和六、七十岁老翁，先后在南京、香港、美国和中国分别以极短时期，采来最大新闻，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平地崛起、闹翻了天的大风暴，大胆固属有助，但真正成此大功的，却还靠他暗地里的精心设计和妥善准备。

换言之，是他的有胆有识、粗中有细，才使他在新闻界成了大功，久享大名。


重点突破树立权威

抗战胜利，《中央日报》迅即於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在南京抢先复刊。不久《新民报》、《扫荡报》（后改为《和平日报》）、《南京人报》、《益世报》、《南京晚报》、《大刚报》、《朝报》相继出报。而国内各大报如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大公报》、北平《华北日报》、天津《民国日报》、广州《大光报》……以及美联、合众、国际、路透、法新、甚至塔斯社等国际著名通讯社，也纷纷在南京设立颇具规模的分支机构，一时，华洋记者云集，金陵顿成东方新闻重镇。

起初，华洋同业，各有门路，各显神通，一时难以分出高低。《中央日报》在新闻学者、职业报人马星野先生主持下，虽以新闻翔实、编排大方、资料配合及时、副刊多彩多姿而迅速在本地领先，但仍遭沪上各大报轻视，特别是西方各大通讯社人员，更不把这家《官报》放在眼里。

复员第二年（一九四六年）初，原驻艾森豪盟军总部的年轻记者大声陆铿道经英、美返国，即已二十七岁青年出任中央日报社采访主任。他看出要建立央社在新闻上领导地位，必先从培养大记者、争取大新闻入手。于是，在社长马星野及总编辑李荆蓀的全力支持下，他首先整顿采访组，招请一批新自大学毕业而有志从事新闻青年，分别负责各类新闻采访工作，好好地守住一般阵地，（后来在新闻界赫赫有名的祝修麐、徐佳士、漆敬尧、张士杰诸兄，固属当年陆氏手下新锐，而李蔚荣、潘啓元两兄也曾在社外多方协助，至于在下，其实也追随上阵，充当马前小卒。）然后腾出他自己，全力专门突击重大新闻，并务求快速、专有！

首先，他体察出当时全国一致注目的是国共之间谈谈打打变化莫测的和谈新闻，而其主轴为国共双方各派一人与美国调停使者的军事三人协调小组。其实，小组三方面负责人发布新闻的方式完全不同：美国代表尽量给予洋记者们方便、被马歇尔特使尊为谈判第一好手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则独占“国内市场”，凭其三寸不烂之舌，不断地对各方巧妙的提供其有利于共方的新闻与背景资料。至于国府代表徐永昌将军，则一味遵行其在军令部长十年任内养成的守口如瓶作风，不仅不发一言，而且不见人影。

正当中国记者们一个个垂头丧气时，陆大声却想出一条妙计（有人说是“毒” 计），并随即施展。首先，他在央报上刊出“徐永昌将军失踪”消息，引起各方面注意与疑虑，接着，当美方人员也惊异地向国府探寻，而最高当道也下条子查问究竟时，他才侃侃据实上告——确实是找不到徐将军，也就不知道国府方面对于军事协调处的意向与看法。最后，当蒋主席也认为在这类影响重大新闻上不能让共方占先甚至独占时，也就示意要徐将军开口。

俗话说“不打不成相识”，经此一番折腾，徐将军先是奉命经常与大声兄保持联系，并相机告以新闻发展与国府立场。久之，徐将军发现广与各方接触的陆大声多有见地，颇有助于徐对全盘局势的了解时，他俩很快的就变成了忘年之交。记得有次大声兄要我随他往访徐氏时，见他俩不拘形迹、交谈一如老友的情状，我还以为他们相交多年哩！多年后，大声兄陷身大陆，而我与徐氏相逢台北时，徐先生在殷殷询问大声遭际之余，竟不觉感伤流泪。

（另一位在台深深系念大声的是党国元老于右任先生，于先生与大声特别投缘，四十年代初，大声即出入于门，而于老亦对其待若子侄。大声之号即于老取的。复员到了南京，大声常能自于府获取高层独家新闻，有时，为证实中枢要会是否举行，常以电话向于府秘书、副官查询，对方无不据实答复。国府迁台，在下每与于氏晤谈，多避免语及大声。因偶一提及，总令于老在感念之余，流泪不已也。）

自大声与徐氏间建成新闻管道之后，在当日视为顶尖热门新闻采访上，很快便树立最高权威，渐渐地，国内各报及国际各通讯社一见央报常有此类独家消息，乃纷纷与他交友，向他“请益”，向他求证，而他也就取得了要闻首席记者地位。

接下去，报社更在他已建立的领导基础上，采取了一连串增益并巩固他的权威地位的种种举措。


访日访美抱负得展

马星野先生是当年以“学者从报”的典型，他自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成归国后，先在他的母校国立政治大学创办了新闻系，继转任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处长，及胜利复员，在担任了短期的中宣部驻京特派员后，更兴冲冲地出掌国民党党报龙头的南京《中央日报》。

我说他兴冲冲地接下央报，一点也不夸张。在此之前，从读新闻、教新闻，到管新闻，一路上只不过是纸上谈兵，难以一展抱负。胜利给他带来机会，让他得意执掌一家首都大报，印证所学，那有不兴奋之理。

那时，他自己还不过是位三十六岁涉世不深的青壮年，所能、所愿延揽的多是一批二十来岁的年轻学生，以是，当日担任央报要职的全都是三十上下的青年。他们中，如总编辑李荆蓀、总经理凌遇选、副总编辑朱沛人、副总经理黎世芬、主任秘书周天固、资料室主任耿修业（后升副总编辑）以及先任采访主任继升副总编辑的陆铿，全都是当年马老师的得意门生。早年同窗、而今共事，自然而然地结成了一组生气勃勃、合作无间的工作团队。举一个例子，李、凌两位为求编、经两部密切联系配合，便曾经交换职务，搞得全报上下一时竟分不清他们谁是总编、谁是总理！而在新闻的大政方针上，甚至党政关系的应对上，马对李、陆更是言听计从。

住在楼上楼下的李、陆两位，真是交称莫逆。记得陆大声刚升副总编辑不久，报社突然宣布李总因病告假、陆副总越次代理。可是，晚间李总依然照常上班，倒是代总突然不见。第二天看报，才知陆大声参加了中国总编辑访问团，应日、韩、占领军麦克阿瑟元帅之邀，与新闻界日本问题权威陈博生、王芸生、崔万秋等前往日、韩访问去也。

未久，旧事重演，当中国航空公司上海——旧金山航行开航，邀请全国各大新闻单位总编辑组团前往美国访问时，健壮如常的李总再次告病假，而英气勃发的陆代总又与其他资深报人陈训悆、赵敏恆、费彝民辈，同机访美去了。

事后，谁都明白报社之所以连续采取这种“假病虚代”举措，主要的是加速促成陆大声兄在京沪平津记者群中的权威领袖地位，而大声兄亦不负马老师和李大哥的苦心培植，先在东京、汉城归来后撰写一时脍炙人口的《麦帅统治下的日韩》专书，而在美京短暂停留，随团觐见杜鲁门总统之际，更分函美国政要、提出问题，进行开创性的书面访问。等他回到南京，被访诸公也纷纷函复，就中，不久前始自中国调处国共纷争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还恳切修书答问，给予央报一次最大的专有、最大的胜利。


硬闯上次兼交下层

陆大声在采访上的有胆有识、粗中有细，在南京时代，还有着下述的几个例证：

——记得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前述马歇尔元帅奉召返美、出任国务卿要职，这是一条特大新闻，大声兄这天一早就赶到报社，先拨了好几通电话，获致了有关线索，接着匆匆回家，换了身当年在艾森豪威尔总部任随军记者时的美军制服，然后乘坐联勤总部借拨央报的那辆军用吉普，并令随车借来的驾驶兵载他直驶马帅公馆。

一到公馆大门，马帅正准备动身，门前几名警卫正想查问陆的身份，他已昂然直入，向马帅侍从副官表示是专门来送行的。就是如此这般，他终获追随马帅之车直驰机场，单独亲睹了蒋主席和夫人话别马特使的场面，还留下历史镜头。

硬闯，证明他大胆、机智而有气派，但是如果没有那辆吉普、那名驾驶兵，和那套美军军官制服，经他细心安排，供作他的道具，不要说是登堂入室，同赴机场，恐怕连一点儿边都挨不上。

——闯入上层，足见大声兄的“高”招，但在同时，他却也能屈而就下，技巧地钻入低层。说得更清楚一点，他不仅惯于交结权贵，对那些权贵手下的副官、司机之流，也交了不少朋友。记得在那些年头，一遇中枢有什么大小聚会，大官们总是高踞厅堂，饮宴谈论，历久不辍，而等在外面的副官、司机为了消磨时日，只好躲在门房或是墙角，打打扑克，推推牌九。大声兄为了获得新闻线索，有时也就放下身段，和这帮“最接近高层”的哥儿们在一起吃喝玩乐一番，组成他的新闻网。每逢春节，陆大声都会自掏腰包分发礼金给这些网众。

其时，华北五省，分属孙连仲的保定、傅作义的张垣、和阎锡山的太原等三个绥靖公署，而在上面又摆上一个李宗仁主持的北平行辕，彼此相互牵制，各自为战，也个个挨打。及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石家庄因李（宗仁）孙（连仲）意见相左而致失陷，国府乃决心统合华北战场，让能征善战的傅将军以华北“剿匪”总司令地位总绾全局，统一指挥。

这是军事上一件大事，大声兄凭经验看得出傅氏在受命之前必将晋京密商，乃在与上述哥儿们交往之际，请他们代为注意。果然，几天之后有人向他提供线索，指出“你要找的那个人已经到了南京，晚间在某处和我家老闆一道开会……”

大声兄届时前往，意外发现中枢派给傅将军开车的，正好也是他的一位朋友，乃借机钻进车去与那位司机朋友闲聊，不料即在此时，傅将军会毕出门，一上车，发现大声兄早在里面，只有摇头叹道：“你们干新闻的可真厉害！”

于是，第二天的《中央日报》头版上又一则独家特大新闻。

——然而，最终让陆大声称霸报坛、慑服群伦的，还是他一举制服了位高权重的外交部长王世杰（雪艇）的得意之作。谁都知道学者出身的王部长秉性谨慎，且几近懦弱，自从被迫当宋子文的“替死鬼”，签订《中苏友好条约》，送掉了外蒙、削弱了东北，从而引致了舆论界的交相指责之后，乃干脆来一个“闭门自守”，关上了外交部的一切新闻通道，不见记者，也不发有实质的消息。

外交部既不发稍有价值消息，记者们就来个一致反击，拒刊外交部长演说、迎宾一类的官式公报。双方坚持，彼此封锁，前后竟达一个多月，一时，外交部竟然被人忘怀，好像不再存在。

不过，日子久了，双方表面彼此坚持，骨子里却都不禁有些着急。

这时，站在一旁、善观火色的陆大声，一见时机成熟，乃出面转圜，在中央日报社三楼大宴宾客，邀请王部长与京沪津各大报社外交记者共聚一堂，握手言和。他的这次成功的“外交手法”，不唯大大提高他在新闻界的声望，也让京中达官贵人对他刮目相看。

自然，当年在南京，让他在新闻史上，占据光荣一页，也永受各方称道的，还是他对孔宋豪门违章霸结外汇案的大胆揭发、和事后在层层重压下的一力担当。不过，这件事在他自己的回忆录的本文中定有详细的追述，在这里，我也就不再多说了。总之，那几年由于他在南京的实具惊天动地之能、频作惊世骇俗之举，在记者群中一直被视为神出鬼没的孙悟空！而中外媒体派驻南京记者，一如徐佳士兄在《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纪念册所写“一个不颁文凭的学府”文中所说，每天不到《中央日报》跑上一趟，便觉得工作尚未结束。


提拔后进坚持专业

前述李老总荆蓀为了让陆副总顺利访日、美，不惜称病告假成全，一时成为佳话。不久，大声兄为了让我能以小记者而出大差，也着实扶我一把。

记得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凌晨，我正在报社宿舍里睡得好熟好熟，突然被人摇醒，睁开眼，一看站在床前的，可不就是我的顶头上司陆大声。

“报社派你出差，赶快起来穿好衣服。”站在一旁，他不停催促。我意识出有点异常，一面穿上挂在床头的一套崭新英国呢料订制西装，踏上一双时兴拔佳皮鞋，一面匆匆洗刷，然后轻轻问了一声：“一早出差，请问要到哪里？”

“参加记者团前往延安，一小时内便要起飞。”答复虽然简单，却震醒睡在对面的同学而兼同事的漆敬尧兄，只见他睁大眼，摇摇头，一副难以相信的样子。

接着，在敬尧兄的祝福下，我便随同主任乘车向机场出发，路上，他说延安风沙太大，还陪我绕道城南盛锡福买了顶呢帽。戴上新帽，我已看我这是新郎官似的打扮，心理不禁想到，飞到那边，我这些宝贝行头不就完了。于是，我不禁有点埋怨：“如果昨晚告诉我，我也好有一番准备。”

“昨晚宣布是你，今早你便走不成啦！”他笑着回答。

说起昨晚，我便想起昨晚发生的事，原来，国军早在三月十九日更突然“打下”红都延安，新闻界一直殷盼赶往采访这次意外的决定性大胜，乃几经交涉，国防部方才答应在四月四日指派三架客机，载送四五十位中外记者前往。

这时，李老总改任总经理，总编改请老报人王新命副总主笔兼任。早在抗战时期，当共产党《新华日报》在陪都重庆开办时，王先生便有前往延安创办《中央日报》之意，继因中共阻挠未成。此番一听延安收复，老先生便决定亲自出马，以了心愿。想不到就在此时，他老人家创办的一家上海私立中学却发生学潮，非他亲自前往处理不可，王先生打听记者团还有几天才走，乃赶往上海，准备记者团出发前夕赶回。

谁知四月三日他自上海搭乘的夜快车竟在苏州出轨，而他一时也无法觅得其他代用交通工具。午夜一过，由谁代他出此大差，便成众人热门话题。于是，包括主笔、主任和副总编辑朱沛人（政校新闻系首期老大哥）在内的一群“高干”便云集编部，名为议论，实则竞逐。不料，清晨一时，自社长与李代总编辑商讨一阵下来的大声兄却笑着告诉大家：“人选已定，不敢有劳诸公大驾。”

此语一出，诸公莫不怅然而去，而我这个刚刚挣脱头上顶着的“临时、试用、实习、助理”四顶帽子的新进记者，更是悄悄地回房休息去了。想不到，第二天出差的居然是我，事实上诚如大声兄所言，前一晚如果宣布我去，一定会大起争议的。

说来我的那次出差，与李老总“请假”让大声兄出国，情况大有差别，因为，副总编辑代总编辑办事是理所当然，而我这名小记者之瓜代老总编辑前往延安采访，便是上头的提拔、和自己的运气了。

昔日，在一般报社中，積有压抑后进的传统，一名记者要熬出头，必须一步一步慢慢地爬，可是，在适才适用的前提下，当日央报诸公却宽宏无私、不管那些老套！

回忆起来，尽管一路风砂、灰尘没踝的延安之旅，果然报销了我的新衣新帽和新鞋，却也让我在当年南京的新闻界提早闯出一点名号。尤其是我的第一篇报导，被大声兄加了一个“延安脸谱”的标题，引人入胜，博得好评。

四十多年后，我与由同事又变成连襟的大声兄在海外重聚，一天，偶忆旧事，问他当年为何派我去出那大差，而且事先不让我知晓？他回答说，当时他认为采访原是作记者的专业，有事需要安排采访，自然要先考虑派记者。否则，大员尽出大差，小记者拣蒜皮，不唯搞乱制度，抑且打击记者群的士气。派你到延安，派徐佳士随桂永清出海，都是基于此。


为郑毓秀董显光欣赏

在这里，我要插上一段。大声兄在央报大胆揭发孔、宋霸占外汇、并以显著标题刊出国代“请杀陈诚、以谢天下”新闻之后，相继引起大风大浪，自觉服务公营报纸可能逐步受限，乃亦然辞职，改任老报人成舍我先生主持的北平《世界日报》南京特派员之职，整天坐着成老闆新购美国制深红耀眼豪华汽车，四处采访。有次，司机眼尖，瞥见成老闆挤在一个车站人群中等巴士，大声兄即命停车，请成上车，并问怎么在这里等巴士。成答：我的车不是你用作采访了吗？你的事重要。陆答：你的人也重要呀！一时传为佳话。

不久，大陆变色，大声兄远赴香港、日本打算另创事业，而我则以央报驻台特派员名义，追随央报总经理黎世芬兄先期去台筹开央报台版，其实台湾省府仍由魏道明先生主持，对央报不多理睬，让我们遭遇不少困难。一天，大声兄突然来台，一见面便说要去台北宾馆借汽车，邀请我们一同遨游。世芬兄与我都不相信他具有如此神通，不意时他果然乘坐台字第一号礼车返来。事后，他告诉我，一九四七年他为了便于采访新闻，曾半开玩笑地拜在魏夫人郑毓秀女士名下。而今，远道来访干娘，借车还不是说上一套便行的事。原来，一九四七年春，他首次访台，魏道明主席设宴欢迎。饭后，魏将一封台币送给陆，陆不仅崚拒，且指为侮辱，弄得气氛极为尴尬。不料魏夫人、大律师郑毓秀却以教训口吻说：“你不要搞错了，我们见你从南京来，身上没有台币，给你一点方便。你偏偏想歪了！伯聪是行贿的人吗？你陆大声又是受贿的人吗？”迫得大声兄只好道歉。在不打不相交的情况下，认她为干妈，陆乘势拥抱了她一下。

那时，世芬兄原打算请他留下帮忙筹备，他说他只想自己办报。准备在东京复刊广州被封之《天地新闻日报》。他一度赶往嘉义空军十大队驻地，与好友、时任基地司令的衣复恩先生团聚。不久，又转到日本去了。

一九四九年底，朱抚松先生突然驾临寒舍，说是新任中广总经理董显光先生要请大声兄返回中广担任副总经理，但那时大声兄行迹不定，无法联络。过些时，更身陷大陆。其后，偶检视存卷，还发现抚松兄留下的大声兄入台证。于是，我想：“如果他当年留在台湾，也许就免了一场牢狱之灾。”可是，话也难说，在当时日益紧缩的台湾，谁知道他又会闯下什么大祸！


发表《三十年大梦将醒乎？》

延安之捷事后证明只是一种“假象”（恕我心存忠厚，不想说得更为难听）。接下去，国军一路“转进”，共军长驱南下，在下跟定报社退往台湾，大声兄一家却阴差阳错的陷身云南老家，受尽折磨。翻过六十年代，我家移居巴黎，陆、龚两家开始有着联系。在大陆全民挨饿之时，吾妻惜瑜千方百计以油脂寄其姊惜珍，稍解艰困。等到我们一九六七年再移居纽约，大声兄虽仍系狱中，但所获待遇已逐年改善，最后，更在中共政策性放松放人之余，得以赴香港。

一向，我对粗中有细、有胆有识而又能随机应变的大声兄十足的有着信心，认为当年他既能迅速地在南京闯出天下，在香港，他必将突破困境，另创天地。那时，他与在昆明卫生界受到尊敬的杨医生惜珍姐租了一间小房，倨处美孚新村。可是，就在那间兼作书室的陋室中，他却洋洋洒洒地写出了那篇《三十年大梦将醒乎？》的传世佳作，首先揭露了被人誉为清教徒式的革命社会，不仅一样的有着瀰漫前朝的贪墨腐化，而且还变本加厉。

这篇大作首先获得《明报月刊》的权威主编胡菊人先生击节欣赏。用作月刊“中共建政三十周年特辑”的“重磅炸弹”，刊出后更让举世迸发了石破惊天、原来如此的巨大回响。连台湾当道也在等不及为他办理入台证之前，转邀他前往访问。

从此，胡、陆两位素昧平生的文士变成了如兄如弟的知交。先是，胡先生在受讬创办香港《中报》之际，礼聘大声兄担任总主笔，未久，两人更在退出《中报》之后，合作创办了八十年代中极具影响力的《百姓》杂志。

这样，平地又是一声雷，大声兄在大陆繫狱二十二年、被人遗忘之后，不仅重又站起，而且在热心参与中国、香港事物的研究、讨论、论述之后，在海内外传播界再受尊重。


把左中右独请在一起

在香港再度崛起之后不久，他又兴冲冲地前来美国开创第二个战场，出任纽约华文报纸《华语快报》发行人。这家新起之秀侨报的实际负责人是兼营华语电台有成的刘恕（亚瑟）夫妇，也是当年合创《新闻天地》十一位发起者之一、故人刘竹舟先生哲嗣。亚瑟从小就佩服陆叔叔钻天入地、神出鬼没的本领，盼望这位重入江湖老报人为报社冲出一条大道。

大声兄一开始便主张把《快报》冲出侨社，办成一家以政论见长的政治性报纸，从一九八四年一月八日起，便在快报开辟“新独立评论”周刊，一心想承传老“独立评论”香火，以达到书生报国目的。

“新独立评论”前后出刊约近三年，逐渐形成为各方面讨论中国统一问题的主要刊物，作者包括丘宏达、唐德刚、高英茂、田弘茂、朱永德、郭雨新、康宁祥、李慎之、熊玠、陈庆、翁松燃、谢扶雅、沈君山、丛甦、王鼎钧、周策纵、姜敬宽、杨力宇、邵玉铭、宦国苍、张旭成、徐东滨、沈策、萧欣义……等，可谓集左中右独之大成。

接着，在周刊已经建立的学术基础上，他再以香港《百姓半月刊》和纽约《华语快报》共同主办名义，八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在纽约中城罗斯福旅馆召开了“中国前途讨论会”，让左中右独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齐集一堂，自由而热烈地讨论了大陆、台湾和香港的路向。会议原定在一间中型会场举行，可是倾盆大雨也阻止不了与会者的热情，为让四百多位踊跃与会者都能获一席之地，主持人之一的郑心元兄临时与旅馆商理换了一个更大的会议室，仍然是座无虚席。

这次会议的召开，十足地显示出陆大声的人缘既好、组织才干更高，事实上，为使分别来自美加、台湾和大陆的立场不同的各方著名学者专家如期赶来参加，他前后函电交加的足足忙了两个月。

美国、两岸三地的传媒对此也甚为注意。北京“中国新闻社”副社长王瑾希不远千里专程赴会。多年来，公私各方一直有人邀集不同立场人士，共同探讨统一问题的愿望，均因问题过分复杂而未能如愿，想不到唱独角戏的陆大声却把它顺利完成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旁注意观察，觉得他从创办《百姓》、“新独立评论”，结合各方人士，一直到这次讨论会的召集，都有前后关联的脉络可寻，而次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所以单独约请他前往北京见面，多半也是由此发觉他这个人颇不简单，而乐于接谈。就这样，他青年时代，蒙蒋老总统亲自接见，严询新闻来源，他也当面顶撞於先，至此，复与胡总书记，抵掌而谈天下大事於后，亦可谓为国史异数了。

一向，陆大声就是这样的粗中有细、有胆有识，表面上你只见他嘻嘻哈哈、吵吵闹闹，但是骨子里他却精于策划，看得清眼前复杂多变的环境，充分地随机应变，做的恰如其分！

在这里，让我再举一个例子。

当年，大陆民主杰出人士方励之避难北京美大使馆经年，终获自由之际，中西方记者纷纷追踪访问，方先生对大声兄供应新闻特多。同业对比，不免有厚此薄彼之感。后来一打听，原来陆在他幽居使馆的两年中，即不断寄给外间有关他的新闻、评论、积久，彼此乃成知交。

也许，这可以说是大声兄爱交朋友使然，但是，在职业上，他也获得一分报偿。

最后，站在五十年亲戚立场，有些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先岳父母杨步青先生陈春梅女士，育有四位千金，俱慧丽过人，就中，三姐惜珍以能干、大方，早年更被誉为中央大学医学院校花。大声兄与伊结褵未久，不幸即蒙冤被囚，先后多达二十二年之久。其间，惜珍姐日送牢饭、夜裁寒衣，对外则独持门户，对内更抚养陆、杨两府老小共达四代十口之多。及避难来美，亲友原期两人彼此扶持，百年偕老，不意大声兄竟忍心出走弃家不顾。

据我们所知，初时大声兄为掩饰内心矛盾，曾放言高论，故示从容而事实上则深为不安，如在离家前夕，即曾数度颤抖几乎不能自持，反映思想斗争激烈。迩来在台撰写回忆录，亦一再声言，将以“回忆与忏悔录”名其新著。

概略言之，在职业生涯中，他不仅成功，且足为后学楷模；但在家庭里，他却不但失败，且有负于家人者也多得太多。难怪他曾经对我表示，像他这种人如生在包龙图时代，脑袋非被铡刀铡掉不可！

一九九七年初春於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