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鏗兄去世時,我寫過一篇紀念文字,提到他的兩個「終生不渝」:終身不渝的自由新聞戰士,終生不渝對他的夫人崔蓉芝的愛情;還提及崔蓉芝女士的抱怨:「他終生不渝的是朋友,朋友一有事,就把我放在一邊了。」
前幾天海倫(朋友們對崔蓉芝的稱呼)從舊金山打電話來,告訴我她要出一本紀念陸鏗兄的文集,指定要我寫一篇〈陸鏗的好朋友陳宏正〉。我想,陳宏正也是我的好友;我們相識,出於17年前陸鏗的介紹,海倫此命豈能不遵?
那 是1992年我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時,台灣的國關中心邀我參加在台北舉行的「中美歐」年會,發表一篇論文。當時的那個「中」,是指台灣,不是中國。陸鏗 兄得悉我將第一次訪台,打電話來說:「你到那裡人地生疏,我給你介紹一位朋友陳宏正,讓你會後多留幾天,到處看看。」
到了台灣,與會者被安排在凱悅飯店住宿,開會就在近處的國際會議廳,步行即可。但每晚會議安排的各部門宴會多在市中心,那時交通堵塞,六點開宴往往延到七點才趕得到。
會議結束前夕,陳宏正來了。高高瘦瘦的個子,戴副眼鏡,看去是個學者型企業家。他話不多,簡單相認之後說:「明天,換個地方,去圓山飯店住,我來接你。」
第二天就住進了圓山飯店。那裡居高臨下,視野寬廣,交通也方便。宏正兄說要帶我去玩玩。我說會議已安排去過不少地方,像故宮、新竹科學園區,還有金門(當時尚未開放,是由空軍駕機去的)。他就帶我去遊陽明山。
從 此我們成了好友,照宏正兄的說法,是「一見如故」。那時我每年只能到台灣一次參加學術活動,因為我雖有美國綠卡,但無國籍,算「大陸人士」,規定入境台灣 每年不得超過一次。接著1993、1995、1996那幾年,我與陸鏗兄約好一起到台灣,與宏正兄相聚。1997年我到淡江大學教書,接著陸鏗、海倫夫婦 在台北忠孝東路有了住房,相聚的機會就多了起來。每次都由陳宏正發動,邀集他和陸鏗的共同朋友,或長住台灣的,或臨時從國外來訪問的,在一起餐聚。
有 一回,柏楊在餐桌上說:陳宏正是台灣知識分子的「大護法」,對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下遭難的知識分子,陳宏正總是不遺餘力地給予支持、幫助。據我所知,受共 產黨迫害、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陳正宏也一樣是「大護法」。從戈揚、嚴家其到天安門學生領袖王丹、柴玲,包括我自己,都受過他的幫助。1995年柴 玲、黎安友教授和我一起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辦中國農業問題研討會,邀請台灣、美國、中國三個國家的專家、學者參加。台灣參加的有陳希煌、焦仁和、曾永賢、張 榮豐等人,中國參加的有吳象、吳明瑜、孫長江、鄭仲兵等人。當時這樣一些人物同美國人一起開會,在哥倫比亞大學也是一件大事。臨到會前,黎安友對我說,由 於中國來的人較多,有人年紀大需要夫人同行照顧,費用超過原來預算,問我能否請台灣方面朋友幫忙。時間緊迫,我打電話告知宏正兄,他立即匯來一張五仟美元 支票,並堅持不要用他的名義捐助。但哥倫比亞大學按規定必須開具捐助者的免稅證明,只好開了我的名字。那次會議宏正兄沒有來,陸鏗兄從香港來,以記者名義 全程參加,寫了報導。
相識既久,我察覺陳宏正雖然與陸鏗一樣喜交朋友,但對象有所不同。陸鏗是大記者,他的朋友涵蓋政、軍、學、商各 界,範圍極廣,他邀我同他去見過的,就有蔣緯國、梁肅戎、余紀忠、丁懋時、丁中江、馬樹禮、張佛千、楚戈、王永慶、王昇、蕭政之等,都是他的「老友」、 「好友」;他樂於帶他的新的「好友」去見他的「老友」。
陳宏正的朋友,大都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李遠哲、彭明敏、余英時、張光直、柏楊、卜大中等,還有年輕學生,如王丹、柴玲。陳宏正還在紐約參加戈揚、司馬璐兩位老人的婚禮,擔任證婚人。這是戈揚告訴我的。
我 初見他時的第一印象沒有錯,陳宏正確是喜愛讀書的學者型企業家。他是台大學生,雖然學的是經濟,成了企業家,但自由主義思想「終身不渝」。他在台大時深受 殷海光薰陶,我看在殷海光的學生中,真正夠得上繼承他的自由主義傳統的,陳宏正是第一人。在台灣,胡適、雷震、傅正、殷海光、張忠棟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 代表去世之後,在台灣學界看不到他們的傳人。有些自稱殷海光學生的人,早已轉型為民族主義者,不是藍色民族主義者,就是綠色民族主義者,各為其虛構的「中 華民族」或「台灣民族」揮棍舞棒,這就使陳宏正的默默貢獻更顯得難能可貴。
這些年來,陳宏正成立了殷海光基金會,出版了《雷震全集》 47冊,編印了《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9大卷。在台灣和中國,陳宏正都舉辦過胡適、殷海光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術討論會,但似乎未能激起他期待的迴響。 隨著全球第三波自由民主浪潮的退卻,自由主義的聲音在世界、在台灣已日益微弱。陳宏正的好友,張忠棟、張光直、柏楊、陸鏗又一個個逝去。最近遇到他,神情 中多少流露出一點寂寞之感。難道「大聲」(陸鏗之號)走了,陳宏正身邊的自由快樂之聲也隨著遠去了麼?
2009年4月12日
(作者為台灣綜合研究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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