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名记者陆铿先生走了。天人永隔，思之凄然。其音容笑貌，快人快语，如在目前。
记得我们初识于1999年，香港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我因创作朱启平传向他采访，他约我次晨7时许在湾仔南洋酒店见面。翌日我按时抵达，他二话不说，领着我步行去铜锣湾吃早点。
路上他说，香港卖油条的地方很多，豆浆也到处有，但兼而有之的只渣甸街那一家食肆，此外别无分店。所以带我去尝尝其特有风味。
当时他已高龄80，但走路腰板挺直，步履矫健，足下生风。他告诉我：人老先在腿部，只要能走就不老。
到了那小食店，只见浅窄的铺面座无虚席，他跟店东打了招呼，后者认出是熟客，满脸笑容地请我们稍候。
待我们落座后，他回应我的采访第一句话是：“启平是个完人！”接着话题一转自嘲道：“我这样的人，旧社会是要浸猪笼的。”
我想，后面这句大概指的是有负于原配夫人，类似意思见于其《回忆与忏悔录》中。
随后，他高度评价二战时，《大公报》胡政之独具慧眼，让朱启平和萧乾分赴太平洋与西欧战场采访，在新闻史上留下光辉一页。同时，也不无自豪地说：我也是中国驻欧战地记者，并且是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
话毕，他略停片刻，昂首遐思，目光炯炯有神，似乎在缅怀当年雄姿英发的往事。作为艾森豪威尔麾下的盟国远征军总部战地记者团成员，他曾目睹苏军攻占的柏林一片颓垣败瓦的惨象，也曾在纽伦堡审判前夕到关押戈林的监狱，偷窥这位希特勒副手的面容。
其后对于我的提问，他没有详细作答。只是建议我找时任大公报社董事长的李侠文，说他与朱启平共事较久，最了解情况。
不过，事后我依言专诚采访李，在中环镛记食店晤面，结果除获款待一碗美味的云吞面外，只得到李的一句评语：“做记者到启平这个份上，再没说的了！”
其实，这个评语也完全适用于陆铿。与启平先生复出后于70年代末撰写《伟大的平凡》相似，80年代他采访胡耀邦那篇访问记，两者不都成了别开生面的传世之作吗？
难得的是，尽管笔下华章脍炙人口，他跟启平先生一样待人毫无架子，亲切关怀后辈。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多次飞渡重洋，前往三藩市，一再获得他的热情款待，真是盛情可感。
较早的一次是2003年7月中旬。他和夫人Helen在唐人街一家中餐馆请我吃午餐。那里离其寓所不远，是他们伉俪经常光顾的地方，靠近中华会馆和世界书局。
我把自己写的《朱启平传》送给他，他很高兴。我说书中引用了他悼念启平先生去世的文章，他谈到他们最后会面的情形，当时启平先生癌症已到晚期，但当讲起1945年9月2日采访日本签降仪式并写出《落日》一文的情景，顿时精神焕发。
后来我说原打算与罗孚先生（他和启平先生两人的好友）合作，写一部章回体的《新中国演义》，回目并已拟好，因故中 止。他听后兴致勃勃，同意我们两人合作，说千家驹先生刚赠了一本回忆录给他，里面不少鲜为人知的资料，正可加以引用。当即说好次日我来取该书和另外一些资 料回去浏览。
然而，我们的合作计划后来还是取消了。主要是我担心这本书涉及若干当时没有公开的史实，加以我们许多观点异于当局，怕因此列入“黑名单”，以致不能再回大陆。
对此，他表示理解。除千家驹回忆录外，其他资料全送给我了，其中包括《胡耀邦访问记》。他在里页写了如下字样：
“成觉老弟大声陆铿二OO三七月十七旧金山”
对于他的垂青，我至为感激。正好我有位堂兄居于当地，与他同龄，所以我也不避高攀之嫌，自此以“陆大哥”称之。
其时他已八十有四，但神采奕奕，谈笑风生。说打算在宋美龄去世后写一本书，其中将披露若干不为人知的珍贵史料云。其后三个多月，宋以106岁高龄在纽约逝世。他的打算似未付诸实行。
当天临别时，他还说明年将赴台一行，届时会顺道至港探我。我为此雀跃不已。
不料，“人有旦夕祸福”。2005年夏天我接Helen电话，谓日内动身赴台，事毕访港。我高兴之余，引颈以待。但久候不至，遂致电询问，方知陆大哥在台湾忽罹重病，已返美治疗。
当年圣诞节前夕，我与陆大哥伉俪再次相聚，这次是在他府上。病后他记忆力显著衰退，可是礼貌待人，一如既往。还特意持赠其《回忆与忏悔录》，写的是“成觉老弟留念”，但签名时，把简体的“铿”字右半误作“圣”字。字体依然苍劲有力，不过毕竟行年八十有六，“廉颇老矣”。
去年七月，我再赴三藩市。因从报上看到陆大哥身体欠佳，难以待客，故只在当地致电Helen，向他们伉俪问好。
今年初，传媒报导称当局终于批准陆大哥之请，允许其在离故乡云南20余年后，回去祭拜先祖。不过，这恐怕仅对其家人亲属具象征意义，因为他本人已丧失记忆，昔年往事在其脑海中已成空白。
陆铿大哥以望九之年辞世，可称寿终正寝。他一生轰轰烈烈，大起大落，极富传奇色彩。作为记者，直言放笔，名垂翰墨；处世行事，豪气干云，潇洒率真。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盖棺自可论定。
安息吧！陆大哥。
（08-6-23）新世纪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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